每次打胰島素就跑給老師追！學校能如何友善陪伴小糖友穩定控糖、安心長大？

果果（化名）2歲半確診第一型糖尿病，需要每天施打胰島素穩定血糖。由於是隔代照顧，阿嬤和姨婆對日常照顧與施打技巧了解有限，總是習慣將他按在地上固定後再扎針，久而久之讓他對針劑產生強烈恐懼。

難以配合注射的果果，被幼兒園婉拒。即便進入小學，每次施打胰島素都像在打仗，他四處跑躲，校護常需與輔導室主任合作安撫與固定，才能完成注射，事後大人與孩子都疲憊不堪。

第一型糖尿病多數在兒少時期發病。根據最新出版的《2024年台灣第2型糖尿病年鑑》，台灣每年新增約316位第一型糖尿病患者，雖只佔整體糖尿病人口的0.17%，卻牽動醫療、家庭與教育支持。

事實上，隨著飲食與生活型態改變，第二型糖尿病兒童與青少年增加速度更快。年鑑中也呈現，6～19歲新診斷人數從2014年的6.2萬人，上升至2019年的6.5萬人，呈現持續成長趨勢。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理事長歐弘毅指出，第二型小糖友多與肥胖相關，主因包括高熱量飲食、外食增加與運動量不足。雖然患者數較多，所幸照護相對單純，以減重、調整飲食與生活型態為主，必要時搭配口服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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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齡層的糖尿病童，面對不同的照護挑戰

相較之下，第一型糖尿病童在就學上面臨較多障礙。「不同年齡階段的需求與照護挑戰各異，」成大醫院護理師蔡明燕說，幼兒階段常見抗拒注射與送托困難。曾有家長帶孩子拜訪6間幼兒園都碰壁，直到第7家才願意收托。

國小階段則因午餐時間緊湊，若孩子被安排至保健室施打胰島素，常來不及好好吃飯，放學前易發生低血糖。到了國高中階段，若佩戴連續血糖監測儀（CGM），學校手機禁令又造成警示接收受限，若例外開放，又可能遭同學質疑：「他憑什麼有特權？」

標籤會跟著孩子到長大，偏見在台灣為何難抹除？

台灣基層糖尿病學會理事林冠怡本身是第一型糖尿病友。她說，社會對疾病理解不足，孩子從小被貼標籤，「一旦有了偏見，容易衍生為歧視，就有不公平的對待發生。」

林冠怡舉例，當血糖值升高，易被大人誤解是偷吃零食；打胰島素時，又會被解讀是血糖控制不好，才得打針而非吃藥。麻煩的是，標籤不只停留在校園，長大後也可能影響職涯。

國際糖尿病聯盟（IDF）每年在世界糖尿病日（11月14日）設定主題，強調病人福祉，其中「翻轉偏見」觀念已推行多年，但台灣進展有限。

台灣基層糖尿病學會榮譽理事長李洮俊認為，這和國人性格較為壓抑、不願公開面對病情有關。「有些病人到大醫院看診，遇到熟人還會騙說自己是來探望朋友，就怕被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反映出社會需更友善的健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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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國小的友善行動，讓疾病教育融入日常

提升社會對糖尿病的理解與友善，可從校園做起。台中市立新國小以正向示範支持，校長蔡添元邀請愛胰協會入班宣導，也在台灣基層糖尿病學會與藥廠協助下，促成國際糖友獎得主大村詠一到校分享從8歲開始與疾病共處的經驗，還帶全校跳「16蹲」，讓孩子看見糖友也能陽光又有活力。

校方更鼓勵小糖友入學時，向同學介紹自己的「百寶袋」，讓他們能理解糖友測血糖、施打胰島素與準備糖果的需求。蔡添元會牽著孩子前往健康中心施打胰島素，沿途遇到學生便適時衛教，使糖尿病照護自然融入校園日常。

「最關鍵的是老師有正確觀念，因為老師會影響整個班級，」蔡添元強調，這不僅是針對糖尿病，所有具照護需求的學生都應被支持。

家有第一型糖尿病孩子的母親徐鳳吟深有同感。她說：「教育現場若能接住孩子，便能讓孩子相信，這個世界也願意溫柔回應他們。」

建立跨領域照護，讓校園的疾病照護更安全

有時學校雖有共識，但環境仍不夠友善。立新國小校護張俞琇指出，校內4名小糖友分別回診於不同醫療院所，用藥與施打流程各異，加上孩子年紀小、活動量差異大（例如體育課），胰島素注射時間與劑量需彈性調整，照護難度不小。

要讓小糖友安心就學，張俞琇建議教育局，應建立跨單位的健康照護團隊，每逢寒暑假由醫師、衛教師、營養師、校護和家長充分討論，為孩子制定個別化照顧計劃，讓學校有一致的依據，確保他們的安全。

蔡添元也呼籲衛福部、國教署與地方教育局跨部會合作，建立可落地的跨領域照護模式。

教育部國教署專門委員林如容對此回應，依《學校衛生法》第12條，地方政府應協助學校加強照顧與必要調整課業、活動，涉及醫療照護則由衛福部支援。若遇幼兒園拒收或國中小轉校要求，可向地方教育局反映，由主管機關介入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