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要開刀卻因「沒人能簽字」被拒，單身獨居者難道只能痛到死？

在我的診間裡，病人年齡層廣，婚姻狀態也各不相同。單身或獨居的高齡者，往往面臨與眾不同的困境。

李阿姨就是其中之一。她未婚獨居，長期為三叉神經痛所苦，為了解決神經痛，潛伏在網路神經痛社團搜尋各種「神奇療法」，每看到一種新療法，就會詢問我這些方法可不可行。

有一次，李阿姨滿心希望地說：「醫師，聽說嘉義有一個醫師很厲害，我想去找他開刀。」我說：「也行，只要問清楚就好。」

幾天後，她回來，帶著祈求的眼神問我：「陳醫師，你可以陪我去看診嗎？」我滿頭霧水地說：「你要有人陪你看診？可是你腦袋清楚，聽力、眼力都好，應該自己去看醫生沒問題啊！」

親友只能陪診，卻無法承擔「生死決定」

「我是可以自己去，但是，那個醫師很忙，我想好好說，但說到一半就被醫生打斷了，」李阿姨無奈地說，「我找機會要補充說明，還是被醫師打斷，最後醫師請我找一個能濃縮成重點的人跟他溝通，醫師覺得我跟她之間有鴻溝。」

後來，李阿姨請在醫療機構工作的親戚同行，才順利完成看診，但醫師說要開刀處理，她親戚馬上搖頭說沒辦法幫忙。對方說：「姊，我陪你來看病還行，可是你現在要我陪你開刀，等待就算了，但萬一發生緊急狀況，我不行啦！」

於是李阿姨重新找上我：「陳醫師，我想想也對，他沒有義務陪我。」我瞪大眼睛看著她說：「但我也幫不上忙啊？」

「我只是想陳醫師你也是醫生，你能不能跟那位醫師說，我就是一個可憐的、沒結婚、沒有小孩的退休老女人，被疾病折磨的痛不欲生，是不是有機會讓我自己簽字就開刀就好，」李阿姨用祈求的眼光看著我。

手術需要「決策代理人」，單身長者怎麼辦？

我認真告訴她：「這是法律以及醫療常理的問題。因為你去開刀，萬一發生緊急狀況，例如大出血或是休克，需要有人當場決定你的後續照護策略，或者要不要急救等等。所以，那位醫師要你找的，是能在緊急時刻幫你做決定的人。」

我繼續說，「你的個性向來思慮很多，日常做決定就每每三心兩意，醫療上要做的決定更是不容易，要外人替你做決定，真的是壓力太大了。」

李阿姨沉默許久，喃喃地問了一句：「那怎麼辦？難道像我這樣的人，就只能被病折磨到死嗎？」

看著她愁眉苦臉的樣子，我只能勸她回去再找找身邊的親朋好友，用更多時間和耐性來做醫病之間的溝通和建立信賴。

高齡化社會來臨，簽署手術同意書應有更多彈性

其實，李阿姨的遭遇，並非特例。台灣正快速走向高齡化，單身、不婚、或子女不在身邊的長者愈來愈多，就算有子女，也常因工作與家庭分身乏術，無法在醫療現場長時間陪伴。

另一方面，醫療行為日益複雜，醫病之間的溝通壓力與責任更沉重，醫師面臨診療壓力，確實有許多無奈。近年來，已很有學者專家提醒社會重視這群「高齡單身者」的處境。

不論婚姻和生育狀況，每個人將來進入高齡時，都可能只有自己獨居，日常生活中最頻繁互動的對象，是因定期回診而認識的醫療人員。雖然目前醫療單位有提供陪診及領藥服務，但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或許可提供更多彈性。

例如，在制式的手術同意書之外，設計能讓單身長者指定「醫療代理人」或「事前決策」的制度。如此一來，就算沒有親人相伴，也能在法律與醫療流程中獲得保障。

我相信這些都是必要的改變，畢竟高齡獨身又面對複雜難懂如迷宮般的醫療現場，將不再是少數人的故事，而會是未來社會中愈來愈普遍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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