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美國,水門案剛把總統尼克森送下台,越戰正要進入尾聲,長髮及肩的21歲青年查爾斯·萊斯(Charles M. Rice)剛從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動物學系畢業。他從小視狗狗如手足,立志當獸醫。
畢業前夕,他卻猶豫該去當葡萄酒釀酒師還是去念研究所。拿不定主意的萊斯與幾位同學跳上二手小巴士,開始長達數月的中南美洲壯遊。然而,任誰也想不到的是,曾經想當釀酒師的萊斯,46年後竟因確立C肝病毒致病機轉,獲得了諾貝爾獎。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不是從小立志當病毒學家。」73歲的萊斯接受《康健》專訪時笑著說,「這些轉變都是隨機的偶然,但我覺得每個人的人生都差不多是這樣。」

萊斯在拉丁風情濃厚的加州農業大城沙加緬度出生長大,大學離家不到25公里,難得與好友結伴遠遊。當他們經歷小巴士拋錨報廢,好不容易抵達秘魯,父親發來的電報已經在首都利馬的歇腳處等著他:「你申請的2個博士班都錄取了,他們想知道你要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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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現實的時候到了。萊斯轉身搭上灰狗巴士回家,選擇有海膽實驗室的加州理工大學,盼能延續自己與大學恩師投入過的主題。但當他開著一台黃橙色小車,風塵僕僕抵達南加州,迎接他的卻是更大的驚喜。
他被安排到人少少的動物病毒實驗室,加入還在起步階段的動物RNA病毒研究,與清澈海洋裡美麗的海膽一點關係也沒有。
人生都充滿偶然,但並非人人都能像萊斯一樣隨遇而安,還能保持熱情、全力以赴。半世紀後回首,隨機串起的蜿蜒研究生涯,一步都沒有白走。
萊斯與團隊花很多時間建立研究黃熱病毒和α病毒的系統,當時連他媽媽都心存困惑「黃熱病毒已經有疫苗了,還有人有興趣研究?」殊不知,這將成為1997年解開C肝病毒致病機轉的關鍵,不僅促成更好的藥物問世、世界衛生組織2016年呼籲全球攜手在15年內消除C肝,還讓萊斯榮獲2020年諾貝爾生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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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熱病毒打基礎,推倒2座阻礙C肝研究的大山
自從1965年病毒性肝炎被發現以來,A型、B型肝炎病毒陸續鑑定出來,到了1970年中期,發現有些肝炎病例無法用A型或B型解釋,直到1989年才發現還有一種C型肝炎病毒。但當科學家想要深入探討致病機轉,就撞牆了。
因為C型肝炎病毒在任何細胞培養系統中都無法複製,唯一可用的動物模型是黑猩猩,不僅數量極少,只有少數研究機構能用,而且非常昂貴。
在C肝病毒被發現那年,萊斯成功建立黃熱病毒的感染性選殖(infectious clone)系統,能產生具有感染活性的後代病毒,是研究病毒複製機制及致病原因最強而有力的工具。萊斯在論文摘要的最後一句寫道:「這或許可以讓黃熱病毒17D株作為其他病原體重要抗原的載體。」
這句話吸引當時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費恩斯通(Steve Feinstone),他打電話給萊斯,「嘿,查理,要不要做個黃熱病毒-C肝病毒嵌合體?」萊斯就此踏入C肝研究領域,一次次嘗試做出嵌合體,一次次嘗試珍貴的動物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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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復一年,萊斯把病毒的RNA送去給費恩斯通,費恩斯通把RNA注射進黑猩猩的肝臟裡,每週採集血清樣本來化驗。期望中的成果是,病毒RNA在肝臟裡複製,釋放更多病毒進血液中,並且感染其他肝臟細胞;令人失望的是,病毒總是很快被降解,血清裡的訊號總在幾天後消失。
歷時8年後,結果開始反轉。連續2週,有2隻黑猩猩血清中的訊號持續上升,確認感染C型肝炎。
1997年發表在《Science》的這份研究,不僅一舉翻越阻礙研究的2座大山(病毒難以複製、動物模型難尋),更證明C肝病毒可以單獨引起疾病,進一步說,若能控制住病毒,就有機會治癒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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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研究成果到醫院陪伴病人,帶著掛念回實驗室繼續奮戰
2020年某天清晨4點半,萊斯的手機鈴聲大響。手機那頭的濃重瑞典口音,通知萊斯與另外2位發現C肝病毒的先驅(哈維·阿爾特、麥可·霍頓)共同獲得諾貝爾生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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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意義上來說,那就是純粹的好運,因為我們對黃熱病毒所做的一些工作,可以直接應用到C肝上。」萊斯說,當時全球有高達2億人感染C肝,造成每年難以計數的死亡,唯一可用的干擾素治療不僅效果有限,還會造成發燒、畏寒、噁心、憂鬱等副作用,讓無症狀的C肝患者不想用。
直到分子病毒學研究促成了更多候選藥物,口服新藥也問世,治療面貌開始改變,萊斯的工作也變了。他應邀轉往紐約洛克菲勒大學成立C肝研究中心,並與附近的醫院、醫學院、癌症中心合作,與臨床醫師有更多互動,也親身認識、理解、陪伴病人及他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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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家庭領養了C肝寶寶,猶豫是要接受干擾素治療,還是等待更好的療法,萊斯和他們成了朋友,偶爾打電話聊聊最新進展,並見證他們終於等到新療法問世,小女孩不僅戰勝肝炎,現在已經是3個小孩的媽。
這些病人與家屬的生命故事,讓萊斯看待研究的眼光變得更個人化、也更有急迫感,每一次實驗,都可能是幫助人減少痛苦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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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2017年將C肝口服新藥納入健保給付以來,多次擴編藥物經費及放寬篩檢條件,2025年已有超過750萬人篩過,其中超過18.2萬人接受治療,診斷率和治療率均達到90%以上,提前達成世界衛生組織2030年消除C肝的目標。
亂世下誰來守護科學?每個人都能從認真對話盡一份力
對於一般人來說,故事發展至此,或許已經算有美滿結局,但萊斯想得更遠。
「這是一個尚未結束的漫長旅程,C肝病毒有非常多種變異株,人們可能再次受感染。」他預期未來,預防面可能發展出C肝疫苗,治療面可以開發長效針劑,但他也擔心,隨著C肝研究的成功,大家認為「問題解決了」,在美國拿到相關研究經費更困難,很多人對疫苗抱持懷疑態度,藥廠也不太願意開發有藥可醫疾病的疫苗。
萊斯更擔心深受病毒、細菌、蚊蟲等嚴重傳染病影響的開發中國家、貧窮國家。他分析,目前世界運作的邏輯是追求利潤、提高國內生產毛額,而不是提升世界的平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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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依然樂於研究,但找到資金來支持研究和臨床試驗,是個大問題。」萊斯語重心長地說,這個世界需要把一部分的利潤或稅金用於支付這些費用,而不是用來製造炸彈。但美國能應對傳染病的基礎建設已經退步到比COVID-19疫情期間還要差,假消息和偽科學傳播得比病毒更快,人們愈來愈不在乎真相。

要扭轉局面,萊斯認為最重要的是家庭基礎教育。「如果你問人最相信誰?醫生?科學家?政府?答案是家人。很多信念都是在家庭裡形成和根植的。」
他希望每個成年人都要謹慎,不將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強加在年輕人身上,但要認真投入對話,一起練習區辨事實真假,也要努力維護孩子的好奇心和追根究底精神。
萊斯非常喜歡美國20世紀最重要的醫師散文家路易士·湯瑪斯(Lewis Thomas)的一句話,「科學進步的過程中,事情往往會突然冒出來。大多數著名的成就都源於實驗室中意料之外的瞬間,無人能預測。」他說,沒有任何政府部門能制定出完美的計劃,但可以確定的是,必須持續累積更多關於大自然的知識與理解。
很多科學家都認為自己擁有夢幻職業,每天的工作都是最喜歡做的事,就算沒薪水也願意投入,從來沒想過要退休,萊斯也一樣。退休後會重拾青年志向,去當釀酒師嗎?他認真想了一會兒之後說,「退休後我一定會不知所措,或許會多花點時間陪狗,玩玩他們最愛的飛盤吧!」
參考資料:諾貝爾奬官網、《Science》、《The New Biologist》
(台灣大學、中研院與國際和平基金會聯合推動「臺灣橋樑計畫」,邀請31位諾貝爾獎得主接力來台進行交流,其中1993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理察.羅伯茨(Dr. Sir Richard J. Roberts)、2001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保羅·納斯(Paul Nurse)、2020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查爾斯·萊斯(Charles M. Rice),均接受《康健》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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