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是沒錢，只是找不到家！8旬獨居奶奶：「我只好去睡公園」

黃奶奶初到診間時，手上還拿著手機講個不停。她用眼神向我打了個招呼，語氣卻滿是怒氣：「你們這些騙子！跟我說可以租什麼住宅，我真的去看了，環境比我想的還差！你們差點害我原來住的房子沒了，還好我沒有衝動下決定！」

她用力掛斷電話。我小心翼翼地問：「發生什麼事了？」

房東不再續租，80歲突然沒地方可住

奶奶氣沖沖地說，自己長期在這個城市生活，單身一人，也就一直沒有買房。沒想到一轉眼80幾歲，前陣子房東突然說不再續租，要她另找地方住。她原以為換個地方租就好，卻發現幾乎沒有房東願意把房子租給高齡房客。

「我正在煩惱的時候，聽說政府有給高齡者的租屋方案，結果……」黃奶奶愈說愈激動，「結果我就被騙啦！」

沒有地方住，任誰都會心慌，對一位高齡、又單身的長輩來說，更是一等一的大事。但她為什麼會覺得「政府騙了她」？

病歷上的紅字：記憶力「零分」

我翻看她的病歷。紀錄顯示，她的認知、語言與表達能力都還不錯，唯獨在記憶力這一項，分數是醒目的紅字「零分」。

難道，是在溝通過程中出了什麼岔子？

還沒來得及細問，黃奶奶的手機又響了。她和電話那頭劍拔弩張地對話著，我猜對方應該是負責她租屋案件的社工師，便詢問能否和對方通話，協助了解狀況。

黃奶奶點點頭，把手機遞給我。電話那頭果然是社工師。我先自我介紹，說明自己是神經內科醫師，正在診間替黃奶奶看診，想了解租屋的情形。社工師的語氣，幾乎像抓到浮木一般：「醫師，那您可以幫她解決問題嗎？」

所有人都盡責了，卻沒有人接得住

那一瞬間，我聽得出來，社工同樣很無助。顯然，她已多次嘗試與黃奶奶溝通，卻始終無法取得共識。我謹慎地回應：「我沒辦法幫她解決問題，但或許可以協助你們溝通。」

社工師無奈地解釋，黃奶奶確實申請了高齡租屋方案，整個流程查核過，協助租屋的公司與負責個案的人員都很盡責，程序上沒有問題，「但就是租不到她想要的房子，後續只能請奶奶自己再想辦法。」

我忍不住問：「像這樣單身、沒有家人同住，又已經出現明顯退化狀況的長輩，難道沒有其他特殊政策或個案管理方式可以協助嗎？」

社工師的回答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醫師，我負責的業務已經完成了。」

租不到房子，「我只好去住公園了」

我放下電話，轉而撥打院內社工單位，希望還有其他可能性。可惜，院內社工聽完黃奶奶的狀況，也只能搖頭。

我只好轉向黃奶奶，試著安撫她：「政府單位的回覆，的確容易讓人覺得冷漠，但換個角度想，也代表他們不是要騙妳，而是真的無能為力。既然高齡租屋方案行不通，醫院社工也幫不上忙，或許可以再試試其他管道，例如低收入戶租屋、社會住宅，或找不同體系的社工協助。」

那天，黃奶奶帶著滿腹怒氣與憂慮離開診間。

2個月後，她再度回診。我一開口問起租屋進展，她就像按下了重播鍵般，滔滔不絕地說著同樣的內容：「我年紀這麼大，沒有人要租給我。我想用低收身分也不行。政府說，因為我媽媽過世後在台北留下的房子，我有一點點持分，但那間房子不是我住，是我弟弟跟弟媳住。」

她愈說愈生氣：「我不會處理那麼複雜的事情。我只知道爸媽走了，兄弟也跟沒有一樣，根本沒有往來。現在搞得不管政府什麼住宅，我都不能住，我看我只好去住公園了。」

她的狀況明顯比上次更差。不論我怎麼嘗試釐清細節，她都只能反覆說著同樣的話。我只好留下她的電話與地址，替她叫了計程車，請司機送她到離住處最近的民代服務處碰碰運氣，也把她的聯絡方式轉給我認識的長照界社工朋友，盡可能多試幾條路。

這一切，真的讓人身心俱疲。連我都感到疲累，更何況是身在其中的黃奶奶。

黃奶奶不是個案，是正在擴大的未來

她很清楚，自己正在退化，也很清楚，無家可歸的恐懼正一步步逼近。她的高齡與退化，從來不是她的錯，卻讓她在租屋市場與制度縫隙中，變得更加弱勢。

黃奶奶的租屋問題，至今仍沒有答案。更令人不安的是，她並不是唯一的個案。這個社會裡，有多少高齡者，並非要求豪宅，租金也付得起，卻怎麼樣都租不到一個可以安心居住的地方。

面對迷宮般的申請制度，他們惶惑、不安，卻怎麼也聽不懂；另一方面，政府與社福體系也未必沒有努力，許多公務員與社工恐怕早已心力交瘁。

但像黃奶奶這樣的長輩，並不是文件裡的一個編號。他們是真實存在的人，不是「結案」就能被按下停止鍵的生命。

在高齡浪潮下，單身、又合併認知退化的長輩只會愈來愈多。我們需要的，是一套從頭到尾、不中斷的照顧與居住支持策略，而不是把人從一個單位，轉交到另一個單位，更不能把「結案」，誤以為是問題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