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選兒科,其實很單純,就是喜歡小孩。喜歡跟小朋友互動的感覺,所以一路做下來。剛開始病人很多,夜間門診常常看到很晚。
做臨床後,我慢慢開始關心兒童相關議題,近視、肥胖、早療、托育、新生兒與幼兒死亡率,這些問題不是只靠醫師就能解決,每一個都會連到社會議題。我也因此逐漸把眼光放得更遠。
破解腸病毒之謎, 讓世界看見台灣感染研究
1998年,我還是林口長庚兒童醫院的代理院長,就遇上腸病毒大流行。那一年夏天,有78位小孩死亡、405例重症。我們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病,更不知道如何治療,只能一路做檢查、病理解剖,從不同部位培養病毒,致病的病灶在腦幹,但後來才發現,真正死因是在心臟衰竭。
急診滿滿都是孩子,人多到要躺在走道,ICU每天都在決定哪個孩子先轉出、誰還要再等。那是一段很難忘的經驗,也讓我感受到「從零開始建立一套診斷、治療、檢驗方法」有多重要。
後來,世界衛生組織把我們的做法當成範本。1999年起,台灣發表了全世界四分之三的腸病毒研究論文,都是從完整的臨床與研究累積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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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公部門, 把兒科放進更大的系統
2011年我進入衛生署,最關心的仍然是兒童醫療。推動兒童醫院時有很多反對聲音,但該做的還是要做。後來五大皆空,我重新調整科別名額,希望人力能更合理分布。
我也投入分級醫療,幾乎每週到健保署討論。分級不容易,但如果不做,整個體系很難前進。醫院評鑑也是,我希望把它合理化,讓評鑑真正回到「找問題、協助改善」的角色。
離開公職後,我還是放不下兒科。小孩的疾病集中在6歲以下,照護需求、疾病型態、預防策略都跟成人不同,但資源卻散在不同部會。我提出「兒童獨立總額」,希望兒科能有自主規劃資源的能力。

不退休,是因為還有熱情與好奇心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不退休?我想原因很簡單:我還有熱情,也還有好奇心。
現在臨床工作以教學為主。我固定到不同醫院教學、討論病例,從基層到醫學中心都有。感染疾病大流行的特性,是疾病在一開始常常只有一、兩例,所以我希望把這種敏感度教給年輕醫師,這是我覺得現在最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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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做外泌體研究、開生技公司,是因為台灣已經進入超高齡社會。外泌體能用在退化性疾病,例如肌少症、青光眼及退化性關節炎等,未來的需求只會愈來愈大。
公司從法規、命名到產品一步步走,不容易,但一路上遇到很多願意協助的人,我才能走到今天。從臨床、研究、行政、公職,到現在的教學與研發,我的角色改變很多次,但初衷從沒變過,我始終希望能為社會做一些事。
長期推動兒科醫療與政策改革,曾促成大新竹地區24小時兒科急診、建立新生兒照護及轉運網絡。於政府任內推動醫院評鑑合理化、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及分級醫療等多項制度創新,並在國衛院建立跨部會整合議題,對台灣兒童健康與醫療體系具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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