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釐清金錢與幸福之間關係的方方面面,亞當特意邀請了兩位專家上他的專題節目:牛津大學經濟與行為科學教授伊曼紐爾·德內夫(Jan-Emmanuel De Neve)和慈善機構「幸福行動(Action for Happiness)」的負責人馬克·威廉姆森(Mark Williamson)。
愈富有,金錢對幸福的影響就愈小
毫無疑問,金錢是萬能的,尤其是在危機時刻。正如德內夫教授所說:「金錢能讓人能過上體面生活。」 然而,收入增加與幸福感上升二者之間呈「對數」關係。例如,在這裡它意味著,如果收入從2萬英鎊(約等於17萬人民幣)翻倍到4萬英鎊 ,那就必須要再增加1倍到8萬,才能體會到同樣的幸福感,而且還必須不斷翻倍才能維持同樣的幸福回報。
儘管金錢和幸福之間呈對數關係,但這裡也有個警告。研究顯示,試圖不斷翻倍薪水可能是在浪費時間,以英國人為例,至少在收入超過12萬英鎊以上是這樣。雖然許多人無法賺到這麼多薪水,但確實達到這一收入水平的人會經歷一個德內夫教授所說的「平穩期」 ,超過這個水平後,「不再能測量出更多金錢與生活滿意度之間值得重視的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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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不完全與收入有關
不可否認,人們需要滿足基本需求:食物、住所、保暖等等。但在此之後,除了收入以外,還有一系列因素對幸福感有重要影響。
「幸福行動」負責人威廉姆森指出了一些影響生活質量的因素,它們包括在社區中培養良好人際關係(家人、朋友、單位同事),從成為「超越自我」的一部分中獲得意義。它可以透過各種形式來實現(比如,從個人層面或是做義工),應對生活「突發事件」的彈性以及自主權—掌握人生選擇—並不總是一定與金錢掛鉤的。
英國國家統計局利用其中一些因素來計算英國的整體幸福水平,它比試圖利用GDP(國內生產總值)方法來推算更直接。
北歐國家因3關鍵而更幸福
德內夫教授是聯合國《世界幸福報告》的作者之一。北歐國家一直排在該報告的榜首。他認為強大的社交網絡為人們提供「一種心理安全感」的福利國家,以及對政府稅收計劃的信任都是北歐國家名列前茅的原因,更加平等的社會也是另外一個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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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他們的)不平等程度遠低於包括英國在內的的一些經濟體,這所有一切都意味著,「在我們的報告中,芬蘭或是丹麥國家個人的平均幸福度或是生活滿意度更接近8分,而英國則是大約7分。」
攀比讓人更痛苦
拿自己的財政狀況跟別人相比是人類的天性。經濟學家把它稱之為「零和博弈」,即一人之得即他人之失。亞當稱之為「相對收入」,我們會問:「我比我朋友、鄰居以及我奉為楷模的人更富有還是更貧窮?」
威廉姆森認為,「一旦我們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人們可能會情不自禁地進行金錢攀比,並導致「對我們福祉的有害影響」。
在社交媒體的助燃下,一些人很容易把自己的生活跟他人做更廣泛的比較。威廉姆森說,「我們經常對自己的生活表現不滿意。因此,要想更開心,關鍵是不要跟人比,不僅是攀比金錢,而是生活的方方面面。」
損失錢比賺錢更令人痛心
賺更多錢時,情感回報逐漸減少,但當我們失去金錢時則正相反。
行為經濟學中把它稱為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它已經在各種研究中被衡量過多次。德內夫教授舉例說,如果把某人一年中損失了1千英鎊與賺了1千英鎊相比,「(人們)對失去這一收入或是購買力的福祉敏感度是賺到同等收入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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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標更快樂
關於金錢的另外一個有趣心理怪癖是,有時還清部分債務反而比全部了結債務更令人滿足。
這一說法是由亞當的一位聽眾格雷姆提出來的。他在郵件中說,看到自己房屋抵押貸款數量減少「令人興奮」。但當他收到來自親屬的饋贈並可以開始領退休金了—意味著他可以完全還清貸款時,他承認那沒有帶來如他之前所想像的那種幸福感。
「我感覺很空虛。現在沒有理財夢想或目標了。我很想念它。」
選擇少消費、多快樂
雖然節省和拒絕奢侈往往是一種必要的犧牲,但它也可以是一種有意和賦權的行為,它能讓人選擇做一些對他們來說更有意義的事。
一位來自英國曼徹斯特、名叫巴里的聽眾說,他正在兼顧自己的職業生涯與為無家可歸者工作之間的選擇,最初是作為志願者,之後得到了一個低薪職位。巴里最後決定選擇後者。
他說,「我有意識地決定盡量減少消費開銷,同時,盡量減少我必須做的有償工作時間。」
對威廉姆斯來說,巴里是「更多人有意識地選擇『我知道什麼對我更重要,我想花更多時間做一些我真正關心的事』」的代表。
威廉姆斯說,「我認為這實際上是做出明智人生選擇的好模式。」
(本文由「BBCNews 中文」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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