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高福利也擋不住「照顧貧窮」？獨居想安心在家老去，3大需求缺一不可

「在宅老化」是許多高齡長輩的共同心願，也是許多國家長照政策想要達到的目標。不過，當高齡長輩逐漸失能，會有許多照顧需求陸續出現，若要繼續住在熟悉的家中，就需要家人協助、社區支持，或是國家長照服務介入。

什麼是照顧貧窮？3面向理解照顧需求

當長輩需要照顧時，長照領域通常會從3個層面理解及評估長輩的照顧需求：

1.日常生活活動（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

指進食、穿脫衣物、如廁、洗澡、行走等基本身體自理能力。台灣評估是否可聘僱外籍看護時，核心工具之一的巴氏量表（Barthel Index），主要就是用來評估ADL能力。

2.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

指維持自立生活所需的能力，例如外出採買、烹飪、清掃、就醫、處理帳務等。台灣外籍看護申請主要依據巴氏量表；若未達重度失能，IADL評估結果也會成為重要輔助判斷。

3.社會與情緒支持（social and emotional needs）

指長輩是否有人可以互動、與親友吃飯，或是參與社區與公共事務等。這類需求會影響長輩能否真正安心在家生活。

然而，當照顧資源不足，造成這些需求長期無法被滿足，就可能形成「照顧貧窮」（care poverty），讓在宅老化變得不安穩。

北歐長照比較好？台灣與芬蘭照顧模式相反

近年來台灣的長照政策，常有學者倡議北歐的社會福利模式。不過，北歐模式是否真的能解決所有照顧問題？是否就不會出現「照顧貧窮」？或許可從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周月清教授2024年比較台灣與芬蘭老人照護的研究中，找到一些線索。

周月清教授發現，台灣和芬蘭的照顧模式截然不同。在社會福利國家的芬蘭，失能的高齡者，日常生活活動（ADL）有足夠的國家福利政策支持，比較沒有照顧資源的匱乏（照顧貧窮），芬蘭失能者難以被滿足的照顧需求，主要是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需求（IADL），以及社會與情緒支持。

相較之下，在台灣許多失能者與家人同住，他們的採買、烹飪、清掃與就醫等工作，多由家人分擔，也有家人可以互動，一起吃飯。因此，台灣失能者較需要協助的，反而是進食、洗澡、如廁等個人的日常生活活動（ADL）。

可見不必把北歐照顧模式想得過度理想化，但台灣的照顧模式前提，是家人仍在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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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老人10年翻倍增加，家庭照顧力正快速下滑

隨著台灣家庭結構改變，「獨老」現象也逐漸浮現。目前內政部對「獨居老人」（獨老）的定義，包含以下3類情形：

1. 單身獨居者：年滿65歲以上，且目前單獨居住。
2. 同住者無照顧能力：同1戶中有2位以上老人，且均滿65歲；其中1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另一人也無力照顧。
3. 子女未經常同住：雖與子女同戶籍，但子女未經常同住，例如連續3天以上有獨居事實。

根據內政部114年3月底的住宅結構統計顯示，僅老年人口居住的住宅數達85萬宅，其中僅1名老人居住者高達65.5萬宅。相較10年前，這些數字幾乎翻倍成長。

換言之，當獨居長者增加，過去多由家人分擔的採買、就醫、清掃、備餐等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需求（IADL），未來也可能成為新的照顧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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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有照服員上門，為何仍陷入照顧貧窮？

那麼，北歐的獨居老人又是怎麼過日子的？

最近得到瑞典年度之書大獎的《鶴群向南飛》，中文譯本也在台灣出版。這本小說描述的，正是瑞典獨居老人的日常生活。

這本小說的故事主角波獨居在森林裡的小屋，他有偶爾可以通電話、一起下棋的老友，也有一隻日夜相伴的老狗。不過他也跟很多高齡長輩一樣不愛洗澡。

為了支持他的生活，每天都有居家照顧者輪值上門，協助他洗澡、準備餐點。這些照顧者並不固定，有些波喜歡，有些則不喜歡；而日常採買等生活瑣事，則多由工作與生活都忙碌的兒子協助。

當波逐漸失能，不只常常日夜顛倒，也開始失禁，已經無法自己照顧老狗。偶爾他獨自帶狗到森林散步，更是險象環生。老狗是否該被送走，成為波、兒子與居家照顧者之間最大的衝突。

這本小說是以日記形式呈現，有89歲的波對自身現況的第一人稱描述，也穿插許多過往回憶。也有因為波失智住進機構後，以第二人稱「你」的描述。在書中與日記交錯出現的，則是不同居家照顧者從旁觀察所留下的照顧筆記。

獨居不等於孤獨，真正風險是失能後沒人接住

《鶴群向南飛》的作者麗莎．李登具有社會學訓練背景，創作靈感來自祖父離世時照護團隊留下的紀錄。她細膩刻畫被照顧者的無奈與內心世界，也讓我們得以窺視社會福利國家瑞典的居家照護現況。

從小說看來，即使是社會福利制度相對完善的國家，獨居老人仍可能面臨「照顧貧窮」：有人協助洗澡、備餐與基本照護，卻未必有人真正理解他的內心世界。

閱讀這本小說，每每讓人掩卷思考：瑞典獨居老人的處境，會不會也是剛進入超高齡社會的台灣未來？

其實，獨居不必然等於孤獨。獨居最大的風險，在於功能逐漸退化後，支持系統也跟著中斷。若長照政策只看見身體照顧，卻忽略延緩失能、心理支持與社會連結，可能反而讓獨老更快走向依賴與退場。

從社會福利的角度看來，獨老問題不可能完全仰賴中央政策解決，最重要的關鍵在於社區是否有能力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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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齡社會來了，台灣準備好接住獨老了嗎？

面對獨老，都會與農村的問題截然不同。都會區人口流動快速，鄰里連結相對鬆散，獨老即使住在人口密集處，也可能長期未被察覺。雖然都會區的醫療與生活機能相對充足，但是里長與社區組織未必能全面掌握實際居住狀況。

目前，台灣都會區面對獨老問題的政策回應，多半是仰賴科技守護，例如安裝固定式或穿戴式智慧裝置，這些系統具備GPS定位、緊急按鈕、跌倒與活動異常偵測功能，並且設置24小時守護中心，可以即時連線通知家屬或醫療單位。

另一種做法，則是透過青銀共居、社會住宅等共居空間，試圖補強高度都市化下斷裂的人際網絡。

至於鄉村地區，人際關係相對緊密，里長、鄰居、社區發展協會或宗教網絡，常可以透過各種日常互動，及早察覺獨老狀況。但也常受限於醫療資源缺乏、交通不便、人力配置不足，即便發現需求，也難以提供及時且持續的支持。

剛進入超高齡社會的台灣，已不能只把獨老視為個人或家庭問題。中央與地方的長照政策要如何規劃，家庭與個人又該如何提前準備照顧安排、補足照顧的破網，從中央、地方、家庭到個人，都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