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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約翰.海利
出版日期 / 2019-05-22
英國亞馬遜4.5星、美國亞馬遜4星評價 解開憂鬱症之謎,找到了不需用藥的社會處方箋 TED Talk千萬人氣演講作家——英國記者約翰.海利 飛越千里探尋憂鬱症成因 「一本闡述為何沒有人應該被隔離在孤島上的細膩清晰的著作。無論你是有輕微的憂鬱症狀、或是嚴重到曾有輕生的念頭,如果你希望看到真實、且持續的改變,拿起這本書來讀,它可以提供你適當的指引。」——艾瑪.湯普遜(Emma Thompson,英國演員、奧斯卡影后) 18歲吞下人生第一顆抗憂鬱劑,到31歲停止吃藥為止的13年期間,約翰.海利一直相信醫生與醫學研究報告的說法:他的憂鬱症是因為大腦的血清素濃度不足,需要用藥來修復腦內失衡的化學狀態。 從個人用藥的親身經驗,他不完全贊同醫生的說法與抗憂鬱藥劑的效用。於是,秉著記者追根究柢的精神,他花了3年時間,旅行6000多公里,足跡遍及美國印第安那州的阿米希村、柏林科提公宅、巴西聖保羅、加拿大洛磯山脈、英國等地,深入採訪了社會科學家、精神科醫師、心理治療師、演化生物學家、社會運動人士、以及深受憂鬱症所苦的人,試圖找到造成憂鬱症的真正成因與解方。 約翰.海利在這趟旅程中一一解開心中長久以來的各種困惑,他發現,不能只歸咎於生理與心理因素,集體的社會因素——人際關係、價值觀、職場環境、創傷、對未來不抱希望等,才是造成憂鬱焦慮最主要的原因。 旅程結束後,他找到了對症處方:憂鬱症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全體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如果要減少這個造成人類社會整體疾病負擔第二名的憂鬱症的發生率,需仰賴社會群體的支持,進而與人、自然、有意義的價值觀、有意義的工作重新建立連結,克服自我成癮、童年創傷等,以及修復未來、建立信心。
會員價 NT$420 NT$420
作者 / 約翰.海利
出版日期 / 2019-05-22
約翰.海利

約翰.海利(Johann Hari) 英國記者,生於1979年,2001年畢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主修社會學及政治學。他的採訪報導常見於歐美各主要媒體,包括《獨立報》、《紐約時報》、《世界報》、《衛報》、《洛杉磯時報》、《新共和》雜誌、《國家》雜誌等。23歲就獲選「英國記者協會年度記者」(Young Journalist of the Year at the British Press Awards ),兩度獲得國際特赦組織英國分會提名為「年度新聞記者」、獲選為英國報刊獎「年度文化評論員」(Cultural Commentator of the Year at the Comment Awards )等。 他在TED Talk的「你對上癮的認知都是錯的」(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Addiction Is Wrong)的影片觀看次數已經超過1000萬次。 著作:《追逐尖叫》(Chasing the Scream: The First and Last Days of the War on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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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症
消費能帶來幸福快樂?其實,擁有愈多愈不滿足、愈憂鬱
物質主義價值觀鼓吹消費能帶來幸福,這種價值觀看似有理,也彷彿能滿足用來度過人生的基本原則,但卻無法滿足人對價值觀的需求——通往知足人生之路。這些價值觀只能灌給我們心理毒素...   幾千年來,哲學家不斷提醒世人,過度重視金錢物質或對他人過度期待是不快樂的源頭。然而,在物質主義強勢主導的現代社會,儘管有很多人在探究這個問題,但卻沒有科學研究驗證這些哲學家的說法。 美國心理學家提姆.凱瑟(Tim Kasser)花了25年時間研究,他發現,我們的價值觀是造成情緒生病的原因。 為了一探究竟,《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作者約翰.海利專程去拜訪提姆。 這一切,就從研究所裡一個簡單的研究開始。 提姆發明了一種方式——「願望指數」,用來衡量一個人對「擁有物質和財富」的重視程度,相對於其他價值,如與家人共度時光或努力改變世界。概念很簡單,受訪者必須回答他們對各描述的贊同程度,如「擁有貴重物質很重要」,還有些反差極大的描述,如「對他人來說,讓世界變得更好很重要」,再從這些答案量化價值觀。 同時也問了其他問題,如「你不開心嗎」或「你是否正經歷或曾經歷憂鬱或焦慮」。從這些答案再去對照是否吻合。 問卷初步發給316名學生。結果讓提姆相當訝異——認為快樂來自富貴的物質主義者較容易憂鬱和焦慮。 提姆知道這只是初步結論,下一步需要更大規模的研究。他請臨床心理學家評估140名18歲青少年的「願望指數」,並了解他們是否憂鬱或焦慮。研究結果與之前呼應——當孩子愈重視「擁有物質」與「被認為擁有物質」時,就愈容易憂鬱和焦慮。 只有年輕人會這樣嗎?為了找到答案,提姆調查了百名紐約上州羅徹斯特市民,受測者來自各年齡層和經濟背景。他得到一樣的結論。 但是,要如何了解整個來龍去脈呢? 這需要更詳細縝密的研究,並追蹤價值觀對人的影響。提姆找了192名學生,請他們每天寫兩次心情日記,記錄9種情緒反應(如快樂和憤怒)及9種身體症狀(如背痛)。結果發現,物質主義者的憂鬱比例較高。更重要的是,物質主義者過得較不開心,各方面都不愉快。他們更容易覺得身體不舒服,也更容易生氣。提姆認為,強烈物欲會影響受試者的日常生活,並降低其生活品質。他們較不快樂,較容易絕望。   1960年代以來,心理學家就知道,驅動行為的動機有兩種。一種是「內在動機」,指的是行為純粹出於對事物本身價值的重視,而不是能從中獲得什麼。例如,兒童玩耍即完全來自內在動機,因為玩會讓他們快樂。前幾天,我問朋友的5歲兒子為什麼要玩。他說,「因為我喜歡啊!」然後皺了一下臉說,「你好笨!」就假裝是蝙蝠俠跑掉了。這些內在動機從童年期就一直存在。 另一個價值觀是完全相反的「外在動機」,指的是為了某種目的和回報,而去從事其實並不喜歡的活動,這些報償可能是金錢、他人的讚賞、性或地位。假設你會彈琴,如果你是因為喜歡彈而彈,那你就是受到內在價值的驅使。如果是為了賺錢付房租而在酒吧擔任琴師,那就是受外在價值所驅使。 人人都有這些互相衝突的價值觀,沒有人完全受其中一種左右。 提姆想知道,深究這些價值觀是否能有更重要的發現。他開始詳細追蹤200位民眾。首先,他請受試者寫下對未來的目標,接著和他們一起判斷哪些屬於外在目標、哪些屬於內在目標。外在目標包括獲得升遷、住到大房子;內在目標如變成他人更好的朋友、當個更貼心的兒子或琴藝進步。提姆也請這些受試者詳細記錄情緒日記。 實現外在目標會帶來快樂嗎?跟實現內在目標相比又是如何?提姆發現,日常幸福感並不會隨外在目標的實現而提升。費盡千辛萬苦才達成的外在目標,並無法提升他們的感受。升官、好車、新手機、昂貴首飾……這些都不會增加幸福感。 但實現內在目標確實能讓人更快樂,更不容易那麼沮喪和焦慮。這個轉變是可以從追蹤看出的。例如,努力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朋友,並不是出於什麼目的,而是單純認為這是好事,於是,他們對人生更加滿意。當個更稱職的爸爸、為了快樂而跳舞、因為覺得助人是好事而助人……這些都能讓你更快樂幸福。 然而,多數人傾絕大部分時間追逐空虛的外在目標,我們整個文化讓我們有這樣的思維——考好成績、追求高薪工作、晉升自己的階級、穿好衣開好車來炫富……人們用這些方式讓自己感覺良好。 提姆發現,我們的文化對於如何過好生活的說法幾乎全盤皆錯。事實愈研究愈清楚。在那之後,有22項研究發現,愈被物質和外在動機影響就愈可能沮喪;有12個研究指出,愈受物質和外在動機的影響,人就愈容易焦慮。受提姆啟發並運用類似技巧的研究,已在英國、丹麥、德國、印度、韓國、俄羅斯、羅馬尼亞、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地展開,大家都有一樣的發現。 人們從吃「食物」演變成吃「垃圾食品」,原有的有意義價值也被垃圾價值所取代。那些大量生產的炸雞看似食物,好像能滿足我們對於食物的需求,卻非但無法提供食物該有的營養,反而充滿了毒素。 同理,物質主義價值觀鼓吹消費能帶來幸福,這種價值觀看似有理,也彷彿能滿足用來度過人生的基本原則,但卻無法滿足人對價值觀的需求——通往知足人生之路。這些價值觀只能灌給我們心理毒素。 垃圾食品殘害了我們的身體,而垃圾價值觀扭曲了我們的心靈。物質主義如同靈魂的垃圾食物!   (摘錄自約翰.海利﹙Johann Hari﹚著《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天下生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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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症
網路搭起了沒有時差、沒有距離的聯繫, 但你我為何愈來愈寂寞?
網路問世時,許多人早已失去對彼此的連結。那時,這個崩解已持續了數十年。網路為他們失去的東西提供了替代品——臉友取代了鄰居、電動取代了有意義的工作、網路上的狀態取代了真實世界的狀態。   網路搭起了沒有時差、沒有距離的聯繫, 但你我為何愈來愈寂寞?   寂寞像濃霧籠罩著現今的社會,愈來愈多人覺得寂寞。 美國喜劇演員莎拉.席佛曼(Sarah Silverman)在電台受訪時談起憂鬱症。憂鬱症在她十幾歲時找上她。她母親和繼父問她有什麼問題時,她找不到解釋的詞彙,最後說她很想家,就像在夏令營時會想家一樣。問題是,她說她想家,但她明明就在家裡。 我們現在講到「家」,說的是那個四面牆的空間和核心家庭(也不是人人有核心家庭),但這絕非「家」對前人的意義。過去,「家」是一個社區、一個密集網絡。但這樣的概念基本上已消失了。我們對「家」的感覺早已快速崩解,無法滿足我們對歸屬感的渴望。因此,即使人在家也會想家。 21世紀的典型西方人每隔6分半鐘就會檢查手機一次。青少年平均每天發百則簡訊。42%的人從不關手機。   美國社會神經科學家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研究寂寞多年,他說:社群媒體無法彌補心理上的缺口。更重要的是,人們沉迷社群媒體是為了填補一個智慧型手機問世前就存在的巨大坑洞。就像憂鬱焦慮一樣,網路成癮是我們目前所面對的危機的一種症狀。   當我們想找一個解釋說明這個改變如何發生時,不斷有人告訴我們這主要是科技本身的問題。我們說收件匣中的每一封新電子郵件會如何為你帶來多巴胺效應。我們討論智慧型手機本身就會讓人上癮。我們怪設備。 但當我在心理治療師希拉蕊.凱許(Hilarie Cash)與其他人共同創辦的「重啟人生(reSTART Life)」網路成癮復健中心,並反思自己使用網路的行為時,我開始好奇是否有一種不同、卻更貼近事實的思考方式。 希拉蕊告訴我,復健中心的每個人都有些共同點。在強迫行為開始前,他們都經歷過憂鬱或焦慮。對病人來說,網路是他們可以分心擺脫焦慮的途徑。「那就是他們的背景,90%都是這樣。」 在網絡成癮前,他們都感受到迷失和孤立。後來,網絡世界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他們所渴望、卻已消失於生活環境中的東西,例如對你很重要的目標、地位或部落。她說,「那些大受歡迎的遊戲是很多人一起玩的,你可以成為公會(guild),也就是團隊的一分子,也可以在公會中贏得地位。正面的部分是,他們可以說『我是團隊中的一員,我知道如何跟大家協力合作』,那個概念就是部落。」希拉蕊說,有了這個意識,就能讓自己沉浸在不同的現實中,忘記自己的處境。遊戲中的挑戰、合作機會、你所屬的群體和擁有的地位都會讓人覺得有收穫,並擁有比真實世界更多的控制權。 我思考著為何這些人是先出現憂鬱焦慮後,才有強迫性網路使用行為。希拉蕊說,他們藉由強迫性的網路使用行為,來解決自己受的苦。那些苦,部分來自於寂寞感。 網路問世時,許多人早已失去對彼此的連結。那時,這個崩解已持續了數十年。網路為他們失去的東西提供了替代品——臉友取代了鄰居、電動取代了有意義的工作、網路上的狀態取代了真實世界的狀態。喜劇演員馬克.馬龍(Marc Maron)曾寫道:「每次狀態更新,只為了讓別人注意到你。」 處在不健康的文化,最後就會變成不健康的人。我們所處的文化,讓我們無法得到能使我們成為健康個體的連結感。那也就是為何人們手機不離身,不願意登出。我們告訴自己,我們花這麼多時間在網路上,是因為在網路世界中,我們彼此有連結,那是一個有數十億人的派對。但網路世界無法滿足一個人核心的真正需求。我們需要的是這種連結,可以看到、摸到、聞到、聽到的……我們是社會動物。我們需要和他人互相聯繫,用一種安全關懷的方式。如果中間需要一個螢幕,那就完全變調了。 在網路成癮復健中心時,我發現了「網路世界」與「實際與人接觸」的差異就像色情和性愛的差異——搔到基本的癢處,卻永遠無法讓人滿意。 約翰.卡喬波說,「人必須歸屬於一個群體」,就像蜜蜂如果失去蜂巢會無所適從,人失去與團體的連結就會失序。 約翰發現,我們成了第一批要拆除部落的人類——儘管我們不是有意這麼做。結果就是,我們被遺落在我們無法理解的莽原上,寂寞著並對自己的悲傷感到困惑。   (摘錄自約翰.海利﹙Johann Hari﹚著《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天下生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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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症
當人生出問題的時候,我們最需要的是彼此互拉一把的「社交」連結
麗莎認為,第二個得到療癒的是與大自然的脫節。「親近自然環境有其魔力,就算是在非常市區裡的一塊綠地。」她說,她就是在跟土地重新建立連結時,注意到微小的事物,「把手弄髒」幫助她找到對地方的感覺。不是只有自己,還有天空,外面有太陽……   在西倫敦,麗莎坐在診間,跟醫生說她不可能有憂鬱症。接著就崩潰落淚,停不下來。醫生說:「妳這樣就是憂鬱症啊,不是嗎?」當痛苦慢慢滲漏出來,麗莎心想:「不可能!我是心理健康的護士,我的工作是解決像這樣的問題,不是向問題投降。」 她約莫35歲。多年來,她在倫敦某頂尖醫院的精神病房擔任護士,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的這一天再也承受不住。那年是倫敦史上數一數二的酷暑,病房沒有冷氣,麗莎一邊揮汗,一邊看著狀況愈來愈不對勁。病房內的病患因各種嚴重心理問題而必須住院治療,從精神分裂症、躁鬱症,到思覺失調症都有。麗莎因為助人的念頭,所以當了護士。可是,這家醫院好像只會給病人灌藥。 當麗莎抱怨他們不把病人當人看時,他們說她「太敏感」。沒多久,其他護士開始針對她。麗莎生長在氣氛緊張的家庭,這種被找碴、羞辱的對待模式對她來說既熟悉又難以承受。有天去上班時,她坐在辦公桌前盯著電腦,卻什麼也做不了。於是她以身體不舒服為由請假回家。麗莎回到家,關上門,爬上床,開始哭。這一待就是7年。 有一天,醫生跟麗莎提起某個人有個新點子,問她想不想參加。 麗莎第一次走進東倫敦的堡貝門利中心(Bromley-by-Bow Center),中心的建築物夾在醜陋公宅間,靠近大隧道一側。麗莎痛苦地意識到她好幾年沒出門了,頭髮都變長捲了,認為自己看起來就像麥當勞叔叔。她懷疑這個新計畫是否有用,也不確定自己能否走入人群。 主持這個計畫的山姆.艾佛林頓(Sam Everington)醫師的計畫很簡單,他找一群狀況類似的人來實驗。他認為,病患的問題不是出在大腦或身體,而是人生。要幫助他們得從改變他們的生活做起——這些人需要「重新建立連結」。他的團隊將診間變成東倫敦所有志工團體的集散中心。這裡的醫生不是只開藥給病患,還會指定病患使用某種方法建立連結:對象可能是周遭的人、社會或重要的價值觀。 麗莎被指定的是外界會認為理所當然的中庸方法。中心附近有個醜陋轉角,長滿了雜草、堆了垃圾和混凝土的髒亂地方。山姆協助推動的其中一項計畫,就是美化這塊醜陋垃圾地,改造成有花有草的花園。他們請一位成員統籌,其他時間就讓一組由20名志工病患組成的團隊負責。這些成員患有憂鬱症或有其他形式的沮喪。 第一天,麗莎看著這塊地,再看看其他志工,一想到要負責這裡,馬上焦慮緊張起來。 她緊張地跟其他成員斷斷續續地對談。一位藍領白人說他年輕時就被退學,一位年長的孟加拉人說他全世界走透透、並分享起他的旅遊見聞,隊上還有兩名有嚴重學習障礙者,也有些無法擺脫憂鬱的中產階級成員。麗莎看著他們,心想全倫敦只有這裡能找到說話的對象。大家都同意他們有個共同目標:改造公園,讓人們可以來散步。 頭幾個月,他們先認識種子和植物,討論想讓公園變成什麼樣子。大家都是都市人,完全沒有想法。他們知道他們必須學習跟自然有關的事。某回,他們種了些東西,等待其成長,但沒有結果。當他們把手指戳進土裡,才知道之前錯把植物種到黏土裡。又過了幾週,他們開始了解必須學習季節的變化和腳下的泥土。 剛開始很慢很困難。他們了解到大自然有些學問:你不能改變大自然的樣子,因為那是天氣的工作、季節的工作。種植物要不就是成功,要不就是失敗。你必須學習怎麼做,學著有耐心。這不是可以貪快的事。打造花園需要投入時間、體力和精神。每一回合的園藝時間好像沒做很多事,但每週持續,經過一段時間後,就會看到改變。麗莎學到,投入費時任務是需要決心的,而且要有耐心。 一般來說,當憂慮或焦慮者接受了非藥物的治療法時,會面對要談論自己感覺的時刻,那通常是他們最不想做的事。他們的感受是無法承受的。在這裡,有個任務是緩慢且持續執行,沒有談其他話題的壓力。但當他們開始彼此信任時,就會談起自己的感覺,而且是用自己覺得舒服的步調。麗莎開始向她喜歡的成員訴說自己的事,他們也會開始跟她解釋一些事。 麗莎發現,在那裡,每個人不開心的理由都可以理解。 漸漸地,他們看到花開了。開始有人會走經過花園,並跟他們道謝。過去,這些人封閉自己,長期覺得自己沒有用。一位白人老婦人會在購物回家的路上停下來,給隊上幾個孟加拉婦人一些錢好多種一些花。孟加拉長者辛格先生會跟園藝隊成員說明植物是如何跟宇宙萬物連結,這是宇宙觀的一部分。大家開始認為自己的人生有目標,自己可以做點什麼。 有一天,有個隊員問麗莎怎麼變憂鬱的。他聽完麗莎的解釋,便說,「妳工作時被霸凌嗎?我就是在工作上被霸凌。」他告訴她,那是他人生中的關鍵時刻。他說,「我知道妳跟我一樣。」 麗莎流著淚說,「噢,天啊,這就是這個計畫的功能啊!」 對許多隊員來說,兩種深刻的脫節在這裡得到療癒。第一種是跟人群的脫節。堡貝門利中心有個咖啡館,園藝隊大夥在做完一次園藝後,會坐在那邊。過了幾個月,麗莎發現自己幾乎是吼著說話的,這麼久之後可以開口跟人說話,對她來說是個大解放。她本來一直害怕走出門,在人前非常不自在,但此時,她可以跨出開始的第一步。 麗莎認為,第二個得到療癒的是與大自然的脫節。「親近自然環境有其魔力,就算是在非常市區裡的一塊綠地。」她說,她就是在跟土地重新建立連結時,注意到微小的事物,「把手弄髒」幫助她找到對地方的感覺。不是只有自己,還有天空,外面有太陽…… 這個計畫讓麗莎找回了兩個她已經完全失去聯繫的東西——人群和大自然。 對麗莎來說,當花園欣欣向榮時,園藝隊的人也重獲新生。她說,大家拉了彼此一把——除了人,還有那塊土地。 (摘錄自約翰.海利﹙Johann Hari﹚著《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天下生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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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症
我不是不開心,也不是脆弱。我只是憂鬱!
我逐漸明白,憂鬱和焦慮像矛最尖銳的邊緣,刺入我們文化中絕大多數的人。因此,本書的諸多內容,就算非憂鬱或嚴重焦慮者也會覺得認同。   「我不是不開心,也不是脆弱。我只是憂鬱!」 TED Talk千萬人氣演講作家約翰.海利的憂鬱症解謎之旅   我18歲時吞下人生第一顆抗憂鬱劑。那天,陽光微弱,我站在倫敦某購物中心藥局外頭。藥錠是白色的,小小一顆,吞下後會感受到一個化學的親吻。 那天早上,我去看醫生。我跟他說,我怎麼想也想不出有哪一天不想哭。打從小時候——在學校、大學、在家或跟朋友在一起時——我常必須抽離一下,把自己關起來哭。那種哭,不是滴個幾滴淚而已,而是踏踏實實地哭。即使沒掉淚,我心中仍不斷響起焦慮的獨白。我會自責:都在你腦裡。要跨過去。不要這麼懦弱。 這一切,讓我當時不好意思談起,現在也羞於敲鍵托出。 如果有人問,我會跟他們解釋憂鬱症是大腦疾病,解藥是「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SSRIs,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後來當了記者,我在報上撰文對大眾耐心說明。我將持續回流的悲傷解釋成治療過程的必經之路——大腦裡的化學物質會用盡,無法控制也無從了解。我會說謝天謝地,藥物很有效。看看我,我就是實例。雖然腦袋裡三不五時會質疑,但只要多吞一兩顆藥,疑問就快速拋在腦後。 我自有一套說帖。其實我現在知道,這個說帖分兩部分。首先是憂鬱症病因——大腦失能,血清素濃度不足或大腦硬體出了亂子。第二是解藥,也就是藥物,藥物會修復腦內化學狀態。 我喜歡這個說帖。這說帖對我來說是合理的,也引領著我的生活。 三年前我開始寫這本書,因為我還是有些謎題沒有解開。那些謎,是我長期信服的那一套所無法解釋的,我想找出答案。 來談第一個謎。服藥了幾年後,某天我坐在診間,向治療師訴說我感激抗憂鬱藥物的存在,讓我快活。他說,「怪了,我看你還是憂鬱呀。」我不懂他的意思。他繼續說,「你常常都是憂鬱的。在我看來,跟你服藥前的描述沒有差太多。」 我耐心跟他說明那是他有所不知——憂鬱症是血清素不足所引起,所以我要提高血清素濃度。我心想:「這些治療師到底受過什麼訓練了?」 這些年,他不時會溫和地提出這一點。他說,提高劑量就會迎刃而解的想法與事實不符,因為我多數時間還是心情低落,充滿著憂鬱和焦慮。 過了好幾年,我終於聽懂他當時說的話。因為,吃再怎麼高的劑量,抗憂鬱藥物都壓不住我的悲傷。一開始,化學製劑確實有明顯的緩和效果,但當那個防護泡泡散去,刺痛的不愉悅感會再度回來。強烈的念頭不斷出現,說著人生了無目的,所做的一切不具意義,只是浪費時間。焦慮感揮之不去。 因此,我想了解的第一個謎是:為何服用抗憂鬱藥物還是會憂鬱?我樣樣做對了,卻還是有些不對勁,原因何在?   過去幾十年來,有件怪事發生在我家。   打從小時候,我就有印象廚房桌上有好幾個藥罐,上面有我看不懂的白色標籤。我寫過家中有藥物成癮的問題,以及在我非常久遠的記憶裡我曾努力要搖醒親戚,但沒有成功。幼年時,主宰我們的生活並不是禁藥,而是醫生開的藥——舊款抗憂鬱劑和鎮定劑,如煩寧錠(Valium)。有了化學物質幫我們微調,日子才過得下去。 我說的怪事是,隨著我的成長過程,西方文明在用藥這件事情上,追上了我們家。小時候跟朋友在一起時,我發現別人家並不會照三餐吃藥。沒有人用藥物來鎮定、鼓舞或對抗憂鬱。我才知道,原來我家的狀況並不尋常。 慢慢地,隨著時間推移,藥物在日常生活中愈來愈稀鬆平常,不管是醫生開的、經核可的或建議服用的藥物。時至今日,藥物處處可見。在美國,每五位成人就有一人因心理問題服用至少一種藥物,法國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服用合法精神異常藥物(如抗憂鬱藥),而英國可說是全歐洲用量最兇的。抗憂鬱藥物幾乎讓你無所遁逃——科學家在西方國家的自來水中發現抗憂鬱藥劑成分,因為抗憂鬱藥物的服用者眾,排放後又無法從日常飲用水中過濾。確實,到處都充斥著這些藥物。 昔日異事今已司空見慣。人們也沒有多討論,就接受了周遭很多人得用強效藥物對抗憂鬱,以正常過日。   我第二個疑惑是:怎麼會多出這麼多明顯感覺憂鬱和嚴重焦慮的人呢?是有什麼改變嗎? 31歲是我成年後第一次完全不吃藥。治療師的溫柔提醒——我雖然持續服藥,卻仍覺得憂鬱——我聽而不聞了10年。一直到人生遇到危機,無法甩開壞心情,我決定要聽他的。我把手上最後一包克憂果沖進馬桶,覺得我心頭的疑問像月台上等待接送的小孩,等待著我去注意。我為何依然憂鬱呢?為什麼這麼多人跟我一樣?   然後,我又發現第三個謎團:除了腦內化學物質失調外,有無其他原因會導致憂鬱焦慮呢? 曾有好幾年的時間,每當我開始研究這些謎題,看科學報告、和這些報告的作者對話,我就會退縮。因為他們說的事讓我亂了陣腳,使我更焦慮。我在我的著作《追逐尖叫:橫跨9國、1000個日子的追蹤,找到成癮的根源,以及失控也能重來的人生(Chasing the Scream: The First and Last Days of the War on Drugs)》有討論這部分。聽起來可能有點扯,我覺得訪問墨西哥毒梟殺手比調查憂鬱和焦慮的起因容易,推翻我用來解釋我的情緒、感受和這些感受從何而來的說帖,對我而言是一種危險。 終於,我決定停止視而不見。於是花了3年,旅行6000多公里,在世界各地做了200次以上的訪問,對象是全球最重要的社會科學家、歷經憂鬱和焦慮幽谷的人、痊癒者。我去了許多本來想都沒想過的地方,如印第安那州的阿米希村(Amish village)、柏林一個勇敢抗爭的公宅社區、巴西某個禁止廣告的城市,以及位於巴爾的摩、運用創新方法帶領人們回溯創傷的實驗室。這些見聞讓我重新修正我的見解——對於我自己、對於蔓延在我們文化中的悲傷。 當我研究這9個憂鬱和焦慮的起因時,我又有其他發現。過去,只要寫憂鬱和焦慮的文章,我會開宗明義地說:我不是在談不快樂。「不快樂」和「憂鬱」天差地遠。對憂鬱者來說,最火大就是有人叫你振作、開心一點,或教你開心的方法,彷彿你只是最近生活不順遂。 我一面研究這些證據,一面又看到一件不能忽略的事。 會加重憂鬱和焦慮的因素也會讓人不開心。不開心和憂鬱間有某種連結存在,但兩者還是非常不同,就像因車禍失去一根手指跟失去一條手臂、仆街和墜落懸崖,都是不同但有關聯的事件。 我逐漸明白,憂鬱和焦慮像矛最尖銳的邊緣,刺入我們文化中絕大多數的人。因此,本書的諸多內容,就算非憂鬱或嚴重焦慮者也會覺得認同。   (摘錄自約翰.海利﹙Johann Hari﹚著《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天下生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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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症
林耕新:全觀面對憂鬱症,找到本源才能對症治療
千萬要記得藥物絕對不是治療憂鬱症的唯一方法!然而多數醫師隱瞞這項重大的事實,個案沒被告知:除了藥物治療以外,還有更多需要考慮的因素,透過作者到全世界遍訪學者專家調查後,列出憂鬱和焦慮的9大原因:   林耕新(耕心療癒診所醫師、《解憂相談室》作者) 老實說我有點後悔答應寫這篇序文,因為本書一定會衝擊很多同業對憂鬱症和抗憂鬱劑的既有想法,那就是「憂鬱症是大腦的疾病,更清楚一點說,腦內神經傳導物質不協調的結果,特別是血清素,因此,只要能調整好神經傳導物質,憂鬱症就能治癒。」這樣簡單的邏輯主導著目前國內外精神醫學界。 1990年代,百憂解(PROZAC)進入市場,藥廠行銷手法高明,聲稱只要你覺得稍微不快樂,百憂解能助你脫離痛苦,《神奇百憂解:改變性格的好幫手》(Listen to PROZAC)》還成了當年暢銷排行榜,作者甚至表示服用該藥後「比好還要好」,《時代》雜誌(TIME)第一次用藥丸當封面,全球為之瘋狂,認為憂鬱症將不再困擾人類,而事實是目前為止,坊間已有幾十種抗憂鬱劑,憂鬱症不只沒有減少,反而影響數億人口。  2004年5月,我到紐約參加第157屆全美精神醫學年會,討論主題是:「Dissolving The Mind-Brain Barrier」(溶化大腦與心靈之間的界限)主辦單位很特別邀請包頭巾的瑜伽大師談靜坐冥想對腦部的影響,隔壁講堂正討論著大腦血清素又發現最新的接受器,現場人山人海,我自己則是衝著精緻免費的早餐(藥廠贊助),無奈擠不進去只好到聽眾寥寥可數的瑜伽大師帶領大家冥想,很多醫師靜不下而相繼離去,搞得主辦單位也尷尬不已。 15年很快過去,人們對追求心靈的渴望不斷增加,很遺憾地,這並不包括精神醫學從業人員,據我的了解,大多數的精神科醫師被迫讓健保給付主導一切醫療行為,除了開藥以外已經不想、也不願投入非藥物的治療,特別是心理治療,而這個現象早就存在美國精神醫學界。 民眾自有區分辦法:開藥醫師和談話醫師,而他們說的談話醫師大部分還是指不能開藥的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和諮商心理師),如果病患只是要求開個藥,那就皆大歡喜,銀貨兩訖,迅速又有效率。萬一你想告訴醫師最近遇到的困擾或壓力,又不巧不是談話醫師,可能一句「多運動曬太陽,不要亂想」把你打發走。臨床上就遇過精神科醫師大喇喇地告訴個案:「我不會談的!」 筆走至此,讀者可能認為我反對藥物治療,支持20世紀末開始流行的新世紀(New Age)思想,一切靠心靈,開啟內心的能量……云云,甚至去附和更稀奇古怪毫無科學根據的療法,我要強調抗憂鬱劑之於憂鬱症是有其不可或缺的價值,在病症的初始治療階段,藥物仍是最有效而快速的途徑。根據整合分析(Pooled Met-Analysis)數百篇關於抗憂鬱劑療效的學術論文結果顯示,抗憂鬱劑的反應率(Response Rate,50%個案有效)大約45%到55%,也就是有高達45%到55%的病患對抗憂鬱劑的效果不佳或沒反應。 千萬要記得藥物絕對不是治療憂鬱症的唯一方法! 然而多數醫師隱瞞這項重大的事實,個案沒被告知:除了藥物治療以外,還有更多需要考慮的因素,透過作者到全世界遍訪學者專家調查後,列出憂鬱和焦慮的9大原因: 一、與有意義的工作脫節 二、與他人脫節 三、與有意義的價值觀脫節 四、與童年創傷脫節 五、與階級和尊重脱節 六、與大自然脫節 七、與充滿希望和安全感的未來脫節 八、與基因的變化 九、與大腦角色的變化 數十年前,我們已經知道憂鬱症起因於生理—心理—社會三個因素影響,但心理和社會因素長期被刻意忽視而獨尊生理,這其中藥廠當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聯合國在2017年世界衛生日(World Health Day)的正式宣言中表示,主流生物醫學的敘事是基於偏見和選擇性使用研究結果,這會帶來弊大於利的影響,危害人們的健康權利,因此必須加以摒棄。」許多證據指向應該更深層地檢視憂鬱症起因,我們不應該——也絕對不行——用個人層次的改變來解決憂鬱和焦慮,解決與社會問題有密切關係的議題,將焦點從「化學失調」轉為「能力失調」。 我們錯誤地將解決憂鬱焦慮的責任全部交給病患,最多再加上醫師。憂鬱症成因複雜,解決之道也必須是整體的。生活及文化因素不可能置之事外,社會氛圍、政經情勢難道沒有影響?不過自己的認知行為狀態最重要,發展面對憂鬱症及抗憂鬱劑使用的正確認知,我相當同意作者面對自己的生病的態度,因為我也是這樣和憂鬱症病患分享:「你需要情緒低落的訊息,傾聽這個訊息,才會知道你遇到什麼問題,面對自己的弱點和痛苦,尊重疾病,甚至學習與疾病和平共存。」因此,個案會因為憂鬱症而獲得改變、成長,學會感謝疾病,這是終極治療目標。 最後,我想引用作者的結論:憂鬱症「在告訴我們,我們生活的方式出了問題。我們不能壓制或治這個標,必須要傾聽、尊重。只有當我們傾聽痛苦,才能跟著痛苦回到本源,也只有在本源,我們才能看出真正的原因,才能開始克服。」 讀完這本書,我只想說:「這是一本會讓我更進一步修正治療策略的書,建議心理師和精神科醫師一定要仔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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