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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癌症
醫:癌末病人猶如處在地獄 他們說「我很相信你」讓我感到愧對
(示意畫面,非文中當事人。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那一天我突然心血來潮,想要到病房去幫病人加藥。 一般我都會在恢復室幫病人做疼痛治療,一方面是某些疼痛治療具有某種程度的危險性,在恢復室有急救設備,人員熟悉,相對比較安全;另一方面,是做完治療後,病人可以在恢復室稍微休息一下,觀察有沒有副作用。 那一天我只剩一個癌末的病人要加止痛藥,因為只是要加藥,風險不高,為了節省輸速中心送病人到恢復室的時間,我決定自己到病房去幫病人加藥。 我問護理長說,有沒有25歲的護理師姑娘,願意跟我到病房幫病人加藥,但是在這種偏鄉地區,因為護理人力缺乏,護理長就直接拒絕了我的要求,而且重點是恢復室的姑娘也都超過35歲了,但我寧可當她們都正值25歲。 我以為護理師姑娘陪主治醫師去查房,就好像某些重要的場合,諸如婚宴、喪禮或者是一場過於嚴肅的會議,有女孩一同陪伴出席,就好像調柔劑一樣,總是能夠軟化現場僵直嚴肅的氣氛,帶來溫馨安定的效果,更甚者帶來勇氣。 面對癌症末期的病人,尤其為是。 我時常要在心裡演練過無數的場景,盤算著等一下要如何說話,才能讓病人覺得不受到傷害。 有一次實習醫師打電話給我,說病人希望我幫他疼痛治療,其實那一天我正好休假,在家裡的院子忙著,因為住的離醫院很近,想來也沒重要的事,就去醫院幫病人打針,因為我跟這些病人都熟識,所以也懶得換上醫師袍,就到醫院去。 病人看我穿著便服來,開口就問說:「你今天休息啊?」 病人大概是嗎啡吃多了,或者是太虛弱了,看起來有點嗜睡,語意不清,我誤聽成「他想要休息」,就反問他說是不是想要休息? 我一開口就後悔了,在癌末的病人面前好像不應該提到休息兩個字,我好怕他回答我說,他想要永遠的休息了。 於是他開始說他好想要休息,疼痛弄的他沒有辦法好好休息,他一翻身,就會感到疼痛,無法久站也無法平躺,當然也沒辦法好好地睡。 他說他已經住院住1個多月了,從一開始來,90多公斤,到現在瘦到剩70幾公斤,問我說他這一次是不是出不了院了? 其實他並不是我看過最嚴重的疼痛患者,我覺得他的狀況其實是可以出院的。安寧照顧的最高境界,應該是要讓病人無痛的在家裡往生,而不是在醫院裡。人生的最後一段時間一直待在醫院裡,豈不是可惜嗎?但是這些病人都寧可待在醫院裡,也不願意出院,大概是出於對疼痛的一種恐懼,假如萬一在家裡突然痛起來,求助無門時該怎麼辦? 他所問的每一個問題,都讓我無法回答,接著他又說了一句更讓我感到恐懼的話。 他說:「我很信任你。」 我知道癌末的病人很依賴醫師幫他止痛,但是我聽了這句話只感到不寒而慄。 今天假如是一個車禍創傷命危的病人需要手術,然後家屬告訴我說他很信任我,那我就會充滿自信,用一種很堅定的眼神告訴他,請他們放心,我會盡一切力量把病人從地獄門口帶回來,但是今天是一個癌末的病人,只會讓我感到慚愧。 疼痛治療有所謂的邊際遞減效應,意思就是第一次的疼痛治療效果最好,接下來會開始遞減,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隨著疾病的進展,疼痛會越來越嚴重,最後失去控制,而我能做得非常少。有些病人最後只能用嗎啡或鎮定藥物讓他睡著,然後說服彼此,你走得非常安穩,所以我實在愧對「我很相信你」這句話,我幫不了病人什麼。 在走進病房之前,我都必須先深吸一口氣,才有勇氣走進去,那裡就好像人間地獄,病人正在其中受苦,而我一旦走進了病房,則是心理開始受苦,在疾病的面前,我與病人身心各受其苦。當我離開之時,我都會再歎一口氣,就好像剛從地獄歸來。 <本文載於《民報_醫病平台》,授權康健網站使用。> <本專欄反映專家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推薦閱讀: 「牽手」讓死亡不再可怕 醫師從老夫婦身上得到的啟示 我是醫師,我不要被插鼻胃管 照護病人、關懷生命 是醫師的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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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歷程與心得
醫師自己怎麼選擇醫師?他建議先找「這兩科」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當一個人有幸、但無選擇地、生為這地球上人類的一份子後,他就走上一條無法回歸的單行道。在這路程上,他一定會老去、生病,而最終會從這路程中消失。當生病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會想要除去、減輕,或者控制疾病的進展。這時候就需要醫師診斷、治療疾病,同時支撐你的心理,以免疾病縮短你的生命,並且造成心靈的受苦。無庸置疑地,選對的醫師就是首要之務,而如何選對的醫師,更是需要深度思考的課題。如同經驗的累積,一個人多生幾次病、看了很多的醫師,就會擁有一些選擇對的醫師的知識與能力。 一般內科醫師或家庭科醫師,是公認的第一線醫師,他們經過多科醫學的學習,擁有的醫學知識會比專科醫師更寬廣、更多面向。這些醫師比較熟悉一般的疾病,如有需要,會介紹你去看有專業技術與知識的專科醫師。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好的第一線醫師照顧及協調你的醫療需求。 大約十年前,我從美國東岸搬到西岸時,第一件事就是尋找一位一般內科醫師。尋找的方法可請教你的朋友,或上醫療網站,如內科網頁或到當地醫院去查詢。當時,正巧有一位一般內科醫師剛從芝加哥搬到我們住的地方,在報紙上面做廣告,可以接納新的病人。從他在報紙上所列出的履歷,加上我們上網查這位醫師過去的經歷,諸如從哪家醫學院畢業、在哪間醫院做住院醫師或專研醫師、有沒有醫療糾紛,或者是有沒有被懲處或吊銷醫療執照的記錄,另外有些網站可以找到病人對這位醫師的評價。搜尋資料後,就訂了第一次預約。我覺得這位醫師的態度親切溫和,醫學學術足夠,也花了時間解釋我的病情,就決定跟從這位醫師。 有次,因為突發的暈眩住進美國的醫院,我的內科醫師經過詳細的檢查後,轉介我給一位心臟內科醫師看診;經過心臟內科醫師的專科檢查,我被告知需要一位心臟外科醫師,做心臟冠狀動脈的繞道手術。這時候心臟外科醫師的選擇,就變成很重要。外科手術的成功與否、開刀前後有沒有併發症,都會影響手術後的復原與預後。我當時住的醫院設有心臟外科的團隊,但是我的內科醫師曉得有更好的心臟外科團隊在另外一個醫院,所以我就聽從他的意見辦理出院,住到另外一家醫院,也就沒有時間去查證這位心臟外科醫師的經歷。 當這位心臟外科醫師查房時,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和藹可親,看著我的臉,慢慢地、輕聲細語地跟我解釋我的病情與手術計劃。他不像是一個典型的、匆忙的、氣昂昂的外科醫師。解釋完了以後,我問他每一年開多少這樣的手術、有沒有併發症?他也微笑地據實告訴我這些數據。從他的態度、語言與解釋,我就對這位醫師產生信心。然後他拍拍我的手離開,我第一次對他的印象是良好的。 我的心臟手術進行順利,就在預期的時間內完成。他術後跟我家人解釋,開刀是順利的,只是我的動脈比較細小。後來我發現他曾經是小兒外科的醫師,對細小的血管應當是很有經驗的。在我的術後回診,他跟我解釋手術經過,同時也畫圖讓我知道血管連接情形。後來我上網查這位外科醫師的評價,他的平均是四顆星,算是風評好的外科醫師。其後就由心臟內科醫師追蹤開刀後的復原情況,沒有再去看心臟外科醫師。這位外科醫師雖然只花一些時間在開刀房照顧你,但是這幾個小時,可以決定你的復原與預後。因此,當你需要外科手術時,要特別花時間去找資料,選一位風評好、技術與經驗俱佳的外科醫師。 一旦心臟開刀後,就要讓心臟內科醫師長期追蹤。我的第一位心臟內科醫師是一位中年醫師。起初門診追蹤時,還會解釋病情;看了幾年以後,看診時間越來越短,有時候腳才踏進診間,另外一腳就準備要踏出門。從來沒有用聽筒聽我的心跳只會做檢查,包括心臟超音波、心電圖、跑步機測試。問他問題時,也只有寥寥幾句話。我覺得我只是一個數目字,而不是一個病人,就決定要換心臟內科醫師。 決定找新的心臟內科醫師後,我先問我的內科醫師,有幾位心臟內科醫師在這個都市開業。然後我上網去找他們的資料,包括醫學院、住院醫師或專研醫師的經歷,加上病人的評價。我也比較這些醫師跟我原來的心臟內科醫師,最後決定去看一位新的心臟科醫師。美中不足的是,目前網站上,還沒有客觀的醫師照顧病人的醫療數據。美國國家醫療制度,有計劃要在網站上設立Physician Compare(醫師比較)網頁,但現在還沒有可靠的醫療資訊。 我第一次去見這位新的心臟內科醫師時,他進診間就笑笑地看我一眼,第一句話問我從什麼地方來。我說我原來是從台灣來的,他馬上就說他在20歲左右時,曾經到台灣為教會傳教,也描述了一些台灣那時候的情況。這種個人化的話題,會讓病人覺得有親切感,也拉近醫師與病人的距離。然後他就問我的病史,一位助手在診間,將我們的對話紀錄在電腦中。在大約20分鐘的對答中,他問一些我的病史,然後很有耐心地,解釋我的病情及追蹤的計劃。 我覺得這位醫師有親切感,醫學常識也豐富,因為有第一次好的印象,我就每年門診追蹤。每一次我回去追蹤的時候,他首先幾句話就是問我最近台灣的情形,這種關心讓我心裡很舒暢。 這位醫師是自己獨立開業,因為有很多的病人,就僱了不少的助手。總共有兩位秘書,兩位護理師,一位打病歷助手。檢驗機器包括超音波、跑步心電圖與注射放線素劑。當然維持這麼多的檢驗儀器與人員,就要有不少的醫療收入,也間接地顯示,這位醫師是受病人歡迎的。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要找可信賴的醫師,除了別人介紹,上網找醫師資歷、病人的評語,也可以去醫學網站,查詢醫師寫的醫學文獻。UpToDate網頁是綜合性的、內容豐富,並且常常更新醫學文獻。當我需要次專科醫師時,就上網查詢與我疾病有關的文獻、文章作者的醫師名字與所在地。因為這位醫師作者寫的文章周全合理,又恰巧住在同個地方,就決定去看這位醫師。 追蹤了幾年以後,他說我可以由我的一般內科醫師追蹤,而不必要看次專科醫師。但是因他的態度很好,關心整個病人,醫學知識專門,我說我寧可在你這裡追蹤,他也就答應了。 我大部分看病的時間是在美國,只有小部分在台灣。在台灣可以查詢醫師的學習經歷,但不容易看到病人的評價,也沒有對個別醫師的照顧品質的客觀檢驗資訊。所以在台灣要方便地尋找可靠的醫師,會比較困難,只好參考別人的意見,看了醫師後再做決定。 可信賴的醫師應當有幾個特質讓病人放心。最重要的特質是全人地照顧病人,不但照顧你的疾病,也關心你整個人的福祉,而不是為了醫師本身的利益。第二個特質是醫師要有充足的醫療知識、可信賴的手術紀錄。這些醫學訊息,你可以上網查詢,或是直接要求外科醫師的開刀紀錄。如果這位外科醫師不誠懇地、或不願意答覆你的問題,你應該選擇另一位外科醫師。第三個特質是這位醫師應當在他的同儕醫師中是被尊敬的,也會被推薦的。你可以從你的家庭科醫師或內科醫師,去找尋這些可靠的醫師。 自己的健康或疾病,就像自己的事業,要專心地籌劃。當你決定要找醫師時,要盡量找跟這位醫師有關的醫療資訊。找到了可靠的醫師後,就要遵從他的醫囑,如果碰到你不滿意的醫師,不要猶豫,去找另一位醫師。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每個醫師都有公開的醫療數量與品質指標,病人就可以輕鬆有效地找到適合他的醫師。 <本文載於《民報_醫病平台》,授權康健網站使用。> <本專欄反映專家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眼疾 讓我看到了醫師的委婉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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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歷程與心得
「牽手」讓死亡不再可怕 醫師從老夫婦身上得到的啟示
我之所以選擇做一個麻醉科醫師,是因為有著某種程度的社交障礙,我並不喜歡跟病人說話,也不喜歡聽病人說話,只想在病人說話之前就讓他睡著,因為這樣的個性,讓麻醉前訪視門診變成一件很惱人的工作。 在這個門診裡,充滿各式各樣的病人,你必須詢問病人過去的病史,並向病人解釋麻醉的風險,假若可以獲得越詳細的病史,你得到的資料越多,麻醉的風險可能就會越低,這意味著過程中你必須說很多話,或是聽病人講很多故事,當你知道得越多,就好像經歷了他的人生,經歷了他的歡樂或者是悲傷,而我本身就是一個把自己人生搞得亂七八糟的人,實在也沒有力量可以去知曉病人背後的故事,或者是去背負他人的人生,對於看門診這件事一直採取很負面的態度,假如可以不要知道,我都不想知道。 今天門診進來了一對老夫婦,他們看起來和善而且舉止得體,我問婦人說她要開什麼刀,她說她前幾天做大腸鏡的檢查,醫師跟她說大腸裡面有腫瘤,而且腹腔裡面已經到處都是了,她做了切片的檢查,但是切片的組織太小,沒辦法分辨是什麼腫瘤,所以明天要用腹腔鏡,進去腹腔取一些大一點的組織切片,重新化驗。 她說她最近肚子痛得很厲害,已經吃到了第4級的管制藥(一種弱嗎啡,用來控制中重度的疼痛),效果還是不好,而且開始頭昏想吐,她已經好幾天都沒有吃東西,精神越來越差,體力也益發虛弱。 我聽她講完,其實就知道她大概已經是癌症末期,癌細胞在腹腔內轉移,到處亂竄,侵犯各個組織器官,切片的目的只是要病理報告確定診斷,分析是哪一種癌細胞,對化療藥物有沒有反應,假如對化療藥物有反應的話,或許還可以多活個3、5年。 我開始跟她解釋,隨著疾病的進展,她的疼痛可能會越來越嚴重,最後可能必須吃一點嗎啡,甚至有時候連嗎啡都難以控制,到那個時候,我們會傾向做神經破壞術,在腹腔神經叢附近打一些純酒精,純酒精會讓神經脫水死亡,進而達到止痛的目的,但是缺點是腹腔神經叢受到破壞之後,有些病人會開始拉肚子。這是不得已棄車保帥的方式,到那個時候,有痛過的病人都會寧願拉肚子,也不會選擇疼痛,而且現在的醫學證據顯示越早做神經破壞術越好,因為到了末期,癌細胞侵犯神經,淋巴腫大,就算腹腔神經叢附近打入酒精,酒精無法擴散,沒辦法將神經完全破壞,反而沒有什麼功效。 接著我開始跟她解釋明天我們會怎麼讓她睡著,她睡著的時候,我們會怎麼在旁邊照顧她,手術結束她醒過來的時候,會開始感到傷口疼痛,而我們又會怎麼幫她做疼痛控制。 我有時候覺得「解釋」是一件很難拿捏的事,講少了,病人並不知道我們會在他身上做些什麼,他後來可能會怎麼樣,他必須冒什麼樣的風險,而這些風險他到底有沒有辦法承擔,萬一出事了,他會怪我手術前沒有跟他說清楚嗎?講多了,他們對這些還沒有發生的事感到害怕、焦慮,那他們的心理有足夠力量可以對抗這些嗎? 我大概已經講得太多了,讓婦人感覺到她已經經歷這些她還沒有經歷過的事,或者是她突然間意識到了前面的路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平順好走,她簽完麻醉同意書之後,轉頭,然後嘆了一口氣;那一口氣在診間裡是如此的微弱,卻又如此的沈重,空氣就這樣為之凝結。老先生並沒有打破沉默,說出什麼話來安慰她,就只是在桌底下伸出他的手,緊緊握住婦人的手。 我假裝沒有看見這一幕,我就繼續說我想說的,埋頭寫我的資料,那一雙在桌底下緊緊握住的手,一直到離開診間之前,都沒有放開過。 我以為當人生到了最後,假若有一雙可以這樣緊緊握住的手,或許死亡也就沒有那麼可怕…...。 <本文載於《民報_醫病平台》,授權康健網站使用。> <本專欄反映專家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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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疾病
癲癇媽媽 孕育健康寶寶的美夢成真
醫師: 一位我照顧將近十年的女病人,最初來看我時,就強烈表達希望有一天能懷孕生子的心願,但她深怕癲癇會遺傳,以及癲癇藥物會引起胎兒的異常。她家人並沒有癲癇病史,身體診察也未發現有智障、其他腦部或皮膚病變,而她的癲癇型態也不屬於常見的遺傳性癲癇症。 我告訴她因為擔心遺傳而不敢懷孕是不合理的,也是對自己不公平的畫地自限,但有些抗癲癇藥的確引起畸胎的機會較高。所以我將她的藥物轉換成畸胎可能性很少的癲癇新藥,而後兩年都沒再發作,接著我就試著慢慢減少藥量。在完全停藥且持續沒有復發後,她就停止避孕。後來天從人願,她順利懷孕,還又生了第二胎。雖然期間有點波折,但現在苦盡甘來,看著她幸福美滿的人生,我不禁鼓勵她應該與人分享她的故事,鼓勵不敢結婚、生子的癲癇女病人圓懷孕生子的夢。 病人: 記憶中第一次發病在小學,從那時候開始就一直吃藥,吃了多久也記不得了,在我轉診去看我現在的醫師前,偶而還是會有病症發作。在主治醫生的建議下換了藥,我也是認真吃藥。服藥2年後不再發作,在醫師專業指導下慢慢停藥,過程一切都很順利。停藥後我開始準備懷孕,也很順利的懷孕了,一切都是那麼的令人開心。 在我懷孕期間,可能是因為天氣變化大或太過勞累,導致又再一次發病,只好再去醫師的門診複診,醫師建議我再開始服用藥物,並強調對胎兒的副作用很小,但是我仍然害怕服藥後可能對胎兒產生影響,因此拒絕用藥。之後,我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更加注意與小心,直到小朋友健康平安的出生,讓我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為了讓小朋友更健康,所以我讓小朋友喝母奶,因此在這一段時間仍然不敢服用藥物,深怕藥物對小孩有影響,可惜在餵母奶與工作勞累之下,又再一次的發病,只好再一次求助醫生,之後就開始用藥,直到現在。 因為想給老大一個伴,我告訴了主治醫師我的想法,在和醫師詳細討論下,這次沒有停藥就開始準備懷孕。一開始產檢時,心中著實忐忑不安,害怕胎兒會因藥物的關係產生不良的影響,所以產檢能檢查的項目都有做,寶寶一切正常,最後也順順利利的生了下來,孕程中也沒有發病。 現在,三歲的兒子活潑好動,一歲多的女兒牙牙學語,二個寶貝都是那麼活潑可愛,帶他們的過程雖然辛苦,但是看到他們天真無邪的笑容,兄妹間相互友愛,真的是幸福滿滿,希望他們都可以健健康康的長大。我想告訴和我有相同病徵的朋友,不是有這樣的問題就不能懷孕,只要相信醫生且好好配合服藥,就能生出健健康康的寶寶。 醫師: 很高興她終於寫出這篇感受,這也使我想起她在懷第一胎時,因為懷孕最初三個月內有兩次相距快兩個月的小發作,因為擔心往後可能會有癲癇大發作,我勸她恢復服用癲癇藥。我告訴她,懷孕最初的三個月是重要器官如心臟、腦的形成期,而這關鍵階段以後的懷孕期,如果醫療上有必要時,我會勸病人恢復吃藥,因為在懷孕的後段才開始吃藥很少引起嚴重畸胎。想不到她竟毫不妥協地回答,她不願意讓藥物傷害到她的孩子。 我可以感受到她強烈的內心掙扎:一方面她知道恢復過去每天服用抗癲癇藥,可以防止癲癇復發,但另一方面,她又無法忘懷「我有義務使我的小孩免於藥物的傷害」。這種出自母愛的心願也使我十分感動。我曾經與她分享一篇我寫過的文章,描述癲癇女病人在她們懷孕後,擔心胎兒的健康而不願意服藥所帶給醫療上的困擾。我說:「這篇文章只是希望你瞭解醫生看病人時的困難,也希望你能從此開始像以前一樣,規則用藥而不再發作。」隔天我接到了她以email傳給我的回覆。 病人: 真的感謝醫師的關心,我想我可能是病人中最不聽話的小孩了,我當然相信醫師的專業,只是我無法承受小孩有一絲絲的不一樣,所以我沒有聽取醫師的建議,選擇當個不聽話的病人,很慶幸小孩到目前為止,是個健康寶寶。 它(病人指的是「癲癇」)陪伴我20多年了,我卻還無法接受它,每每想到這還是會落淚,現在我還是繼續服藥,做個聽話的病人,謝謝醫師的關心。 醫師: 這位病人目前情況穩定,上次回診時,她提到隨著小孩的成長,要定期到台北來看病領藥越來越困難,而希望我介紹就近的癲癇專家。我透過癲癇醫學會的幫忙,推薦了兩位在她所定居的都市,具有治療癲癇經驗的神經內科醫師。我轉傳了這兩位醫師的訊息給她,並建議她下次回診前,預先提醒我準備好她的病歷摘要,好讓她帶著這些資訊,幫忙她的「新醫師」更了解她的病情。 最後,我想指出,癲癇病人最難做到的是接受自己罹患癲癇的事實。在這麼多年後,當她應我的要求寫出自己的心路歷程來鼓勵其他病人時,我注意到她在信裡還是始終沒有道出她的疾病是「癲癇」。這也正是我們社會應該反省的,我們應該同心協力去除對這種疾病的偏見、誤解與歧視,以幫忙目前已經能夠以藥物或外科手術治療的癲癇病人走出黑暗角落。 我誠摯地希望,這位勇敢的女病人懷孕生子美夢成真的故事,可以鼓勵癲癇病人更能有自信地走入社會。 <本文載於《民報_醫病平台》,授權康健網站使用。> <本專欄反映專家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讓幸福在此刻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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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歷程與心得
眼疾 讓我看到了醫師的委婉親切
10歲那年,我就讀小學4年級,老師發現我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要我去做視力檢查,母親帶我到中山北路的林眼科看診。經過驗光、試戴鏡片、發現我的視力裸視是0.2、矯正視力是0.6,林醫師還仔細地幫我做眼底的檢查。最後他向母親說:「你兒子的眼疾名稱是視網膜變性,這樣的視力大概到45歲左右就會失明。」他還用關心的口氣對母親說:如果將來你的小孩要結婚,越早越好,因為以當時的科技是沒有藥物可以治療的。 在小學的健康檢查,有關辨色力的檢查也都能通過,因此自己當時並不太在意這件事。上了初中之後,有一次上博物課(現稱生物課),老師要我們用顯微鏡觀察草履蟲和變形蟲;並將其畫在作業簿上,同學們都很輕易地看到並完成,可是我卻沒辦法找出來,最後只好借同學的照抄完成作業,加上健康檢查時辨色力衰退很嚴重,天色較暗時,黑板上的字也看不清楚,又不敢發問,功課退步,終至留級。 以鼓勵代替有限的醫療技術 初中畢業後,報考台北師範學校,錄取後心裡很高興;一方面可以減輕家中的經濟負擔,一方面也可以早日就業。可是在開學後不久發現染上開放性肺結核,這在那個年代應該也算是很嚴重的病吧,不得已只好退學並在板橋的肺結核防治中心接受治療。印象很深刻:當時的主任是一位女醫師,我每次按時前往檢查時,她總是非常親切和藹;並用鼓勵的語氣叮嚀我要按時服藥,就像位慈祥的母親。也因此我的病情恢復得很快,8個月後就完全康復。可是我的視力仍然在衰退中;尤其夜晚更為明顯。母親也一直很關心我的視力問題,每次一聽到有關視網膜病變的研究報導,都會設法打聽相關的醫師和醫院。報到過各大醫院的眼科名醫(台大、三總、榮總、振興甚至羅東陳五福醫師等),經過散瞳、測眼壓、眼底攝影、視野檢查等,最後醫師看診後,有的說目前無法治療,有的醫師建議服用改善微血管末端阻塞的藥物。我也嘗試民間療法,試過生吞蛇膽、雞膽、豬膽,中藥的枸杞、決明子還有霍山石斛也服用不少(感覺好像在練武功),但不論他們的建議是什麼,他們的語氣都很委婉,總會告訴我他們一直繼續努力研究;說不定以後有治療的方法可以幫助我。 從小學開始接觸多位醫師,讓我感覺到他們的態度都委婉、親切,還有一位醫師,他擔心我的小孩日後是否會有相同的問題,要我帶孩子接受檢查,還好我的小孩沒有像我這樣情形。我從不向人隱瞞我的眼疾問題,但我始終記住在我小學4年級時眼科林醫師的話;後來我要結婚時,我也告訴自己必須努力工作,將日後因失明無法工作的「退休金」先預備起來。 醫病間的互相體諒 林醫師的診斷真的很準確,我在46歲離開服務的學校後,我的3個小孩都能順利的完成大學學業,也都有正當穩定的工作。回想當年眼科林醫師的語重心長,至今仍然深深感謝。但也曾經有一次,在30多歲時,因腸胃不適,往公保大樓門診中心看病,輪到我時,由於視力不好、走路速度較慢,只聽到醫師以不耐煩的語氣對我說:「你走快一點,後面還有很多病人要看!」他的語氣讓我聽了很不舒服,我告訴他我動作慢並不是故意,是因為視力不好,當下我心中期待著醫師會說:「對不起,我錯怪你了」,可惜我沒有等到他的話,心中不免有著少許的遺憾!看他沒什麼反應,約莫2分鐘就結束看診,叫我去領藥。這次的看病經驗讓我想到:對一個病人而言,是因為身體的病痛不舒服、心中不安,而有求於醫師的治療,來減輕身體的痛苦和心理的不安。所以醫師在和病人說話時的語氣要緩和,不要引起病人的緊張。我以病人的立場看這件事:我認為一位醫師在有限的看診時段內看多少病人應有所限制;如果人數過多,易造成醫病之間關係緊張,也影響治療的品質。 別忘了,身體還有其他器官仍為你在工作 我有一位朋友,在40多歲時發現有和我相同的眼疾,他的家境很好,所以到世界各地尋求名醫,也找不到解決的方法治療,最後他對醫師們徹底失望了,以至於絕望地把自己封閉起來,連以前的好朋友們也不肯見!我很希望和我一樣有此眼疾的人不要放棄希望;我相信所有的醫師們一直都在尋求突破解決這些疾病。 除了視力,我們還有聽覺、嗅覺、味覺、觸覺,雖然失去視力,但我們可以聽音樂,聞花香,啖美食,感受四季冷暖的天氣變化、和朋友閒話家常;互相關心。這些都可以讓我們繼續保有一顆滿足快樂的心。雖然上帝關上我的一扇門;祂也必定會為我打開另一扇窗,只要願意對這個世界多付出一些愛;相信你會得到回饋的。 <本文載於《民報_醫病平台》,授權康健網站使用。> <本專欄反映專家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溝通,需用病人熟悉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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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紓解
讓幸福在此刻定格
婚後就一直渴望孩子,這平凡的心願卻花了近8年才實現。孩子的到來讓公婆寬了心,讓我不再受議論,最重要的是終於有了自己的孩子。 在1歲3個月時,有天半夜依慣例起來為他「服務」,這些熟悉的過程已無庸置疑,但這一夜甜蜜的互動卻有點不按牌理,原本該站著走,但他卻爬著,就這樣,天一亮立刻帶他上醫院,想不到從此展開了三個月的細菌戰。 住進某大教學醫院,10來天一連串的檢查,多位醫師的會診,臨走前總是一句「不排除是惡性腫瘤」,這晴天霹靂真叫初為人母的我手足無措。夜裡細看孩子無邪可愛的臉龐,聽著他呢呢喃喃的稚語,想著這般瘦弱的身軀膩著媽媽,眼下的我卻只能軟弱無助擁他入懷。隔壁房一位小女孩不堪病魔折磨走了,我想著他母親的痛,想著小女孩走的孤單…我在心裡靜默告訴我兒:你是我的心頭肉,在我往後的日子一定要有你才能愉悅的活下去,今時今日縱使救不了你,媽媽捨不得也不會讓你孤單一人離開。隔天早晨我請求離開醫院,因為我已心急如焚,分分秒秒都心如刀割,但我眼前奉為救世主的醫護無法感同身受一位母親破切想救兒子的卑微心情。 因緣際會來到馬偕醫院淡水院區,老舊的病房,對未來仍是迷惘,骨科蘇大夫豐富的經驗、壯碩的外表讓人深具信心,為兒動了一個小手術,蘇大夫給了一個令人振奮的訊息:看似細菌感染,不是惡性瘤。繃緊幾個月的心可以稍微喘息。每隔6小時一劑抗生素,燒退燒起…,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我的心又日漸沉重了,午夜的那一劑抗生素,手掌上的固定針常要拔掉重打,兒的哭聲不時劃破35病房長廊,手上、腳板幾乎已找不到血管了,媽媽的心肝也日復一日不斷的被撕裂,夜深人靜,總是緊緊抱著我的兒垂淚到天明,害怕失去孩子的恐懼無時不在召喚著我。 蘇大夫每早巡房總不忘為我加油打氣,他為我們安排會診小兒科。帶著孩子搬到台北總院,那天住進病房已是晚上7點多了,我以為應該隔天早上才能見到醫師,但不一會兒,主治大夫帶著住院醫師就出現在眼前,非常仔細的看著病歷。我不知道眼前是黃副院長,也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兒科權威。他告訴當下這位只剩一絲微細氣息的母親說:媽媽妳放心,不會醫不好的,妳把孩子交給我來照顧。這段天使話語我一輩子都不能、不敢、不會忘記…。他有一位善良細心的住院醫師,叫李文珍醫師。她總會不時的告訴我說:黃大夫對這類病非常有經驗,妳不要擔心,孩子會好起來,妳儘管把問題丟給我們。我非常震驚,怎麼會有這麼好的醫師和團隊,視病猶親,認真積極地救我的孩子,沒有紅包、沒有關說。我也忘不了檢驗室在挖出的組織中找不到病灶,黃大夫親自到檢驗室請同仁再次檢視化驗,終於找到那株細菌,當我在病房接到副院長的電話,告知已找到病株時,三個月的煎熬終於潰堤,掛下電話,淚…已成河。 兒的病真相大白,醫療小組對症下藥,很快的我們離開了馬偕,回到闊別了3個月的家。回到宜蘭,心情卻停留在馬偕久久不能平靜,思念著馬偕這個大家庭,而在住院期間有許多許多的醫護人員是我感激不盡的:黃富源醫師、蘇榮源、李文珍醫師、劉醫師、游醫師、藍醫師、35病房護理站的護理人員、總院12樓的全體護理人員…,這些親切、有愛心、有耐心的醫護人員都是馬偕「出產的」,感激你們的心溢於言表。 每當一個人靜靜開著車時,總會回想起兒所受的苦痛,想著黃大夫為兒所做的努力,想著文珍醫師善良悅耳的言語,淚水總不自覺糊了視線,傷痛會淡忘,但你們的救命之恩真不知該如何回報。 今夜,兒又偎在我身上睡著了,珍貴把他抱在懷裡的感覺,輕撫他柔細的髮絲,親親他稚嫩的臉頰,抓抓他的小腳丫,安靜凝視他可愛的十八般睡姿,滿心歡喜,真想一切就在此刻定格,不再理會明天的日出。 <本文載於《民報_醫病平台》,授權康健網站使用。> <本專欄反映專家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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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破解
對名醫、大醫院、多開藥、多做檢查的迷思
我在兩年前接受心導管支架後,仍然無法完全改善胸悶的問題,不知該如何治療才能根本解決,實在讓我困擾不已。 長期門診追踪用藥,我固定每天早晚測量血壓脈博,我發現我的脈博始終偏低,我很擔心心臟一直如此緩慢的跳動,會不會突然就停了。我對多年看診的這位大學醫院心臟科名醫多次反應,但他始終認為這樣很正常,不願意幫我換藥。有一次剛好碰到這位醫生請假出國,我便換了同一個大學醫院年輕、病人較少的心臟科醫生看診。這位新的醫生把我原先吃的藥檢視了一遍,建議我,「停吃其中的二種藥,脈博太低的狀況應該即可改善,觀察一週再回診」。這一週中,果然如這位醫生所預測,之前平均每分鐘45的脈博,回到了65,而這種胸悶的不舒服感覺都豁然而癒,一切就有如這位醫生所預言地,我順利康復。 我很感恩可以遇到這位醫生,雖然他較年輕,可能經驗與知名度不如我本來的醫生,但是他用心傾聽病人的提問,提供專業的醫療建議,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經過此事,我把兩位醫生的看診方式做了比較,也慢慢能體會是台灣的醫療制度出了問題。有時候,一個醫生,尤其是這種大醫院的「名醫」,一個上午或下午的門診,要看100多個病人;醫生是人不是神,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怎有可能去關注每一個病人的情形?面對病患過多的問題,怎有可能不會感到不耐煩?怎有可能會有時間去查看病人之前的病歷或檢查結果等,這種人滿為患的情形下,會發生疏失的確在所難免。但是,是誰造成了「一個醫生需要看那麼多病人,醫師不勝負荷而造成醫療品質的低落?」 我們必須承認, 我們社會許多人都對「大醫院」或「名醫」有種迷思,而造成我們樣樣問題都想找「先進醫療設備最多的醫學中心」、「家喻戶曉的明星醫生」,而事實上有些時候,我們的問題並不需要找「大醫院」或特別專長的「名醫」就可以解決,而因為我們的「濫用」這種台灣健保的「方便」、「便宜」,以致於這種大醫院的好醫生需要看的病人越來越多,而超過他們的負荷量。坦白說,我們一般人看病有時候都會想利用關係加號,這也無形中帶給醫生無法預期的負擔,而在單位時間內要看的人數增加,造成莫大的壓力。但我這次的經驗才使我警覺到,當這些名醫不得不看病越來越快時,我們有多少人會因為他們硬擠出時間的「好意」,卻實際上無法好好看病時,我們可能因為他們的「疏忽」,而造成對我們的傷害。 在此我也想分享一位也是八十幾歲的老朋友告訴我最近的就醫經驗。 他因為解尿有困難,看了一位泌尿科名醫。醫生只聽了他幾句話,就開了兩種藥。下次回診時他告訴醫師,他最近早上起床發現褲子濕濕的,想不到這位醫師二話不說,又給他加了一種藥。結果口乾舌燥,心神不寧。最後實在受不了,找了附近的診所,這位醫生告訴他那三種藥都停用,而給他新開了六種藥,而吃了兩天以來,白天覺得嗜睡、疲累,而當他請朋友幫他上網查看時,發現這些都是止痛、安眠、抗焦慮等他並沒有的問題。 後來他與看他多年的神經內科醫師討論這問題時,他才瞭解他之前的口乾舌燥,心神不寧的問題在停了最先泌尿科醫師所開的那三種藥之後,已經大有改善,也證明了那可能是這幾種藥的副作用。 而後來他也在這位神經內科醫師的解釋下,放心地把這才吃了兩天的藥停掉,而這幾天情況也有改善。 最後,我想分享我們幾位老人討論就醫看病的心得。最重要的是醫師有沒有好好看我,聽我訴說我的困難,並檢查我的身體,讓我了解我到底有甚麼毛病,而絕對不是一定要開藥或安排高科技的檢查。因為藥物常常都會有副作用,多吃藥不見得就比較好,尤其是我們年紀大的人,更需要小心吃藥; 而不必要的檢查也有風險,並且也增加健保的資源消耗或我們自費的財物損失。只要看得出這醫生關心我們,能讓我們與他溝通,值得我們信任,我們也不會因為他不認為我們的情形需要再多吃藥、多做高科技的檢查,而感到不安。 <本文載於《民報_醫病平台》,授權康健網站使用。> <本專欄反映專家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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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歷程與心得
溝通,需用病人熟悉的語言
我曾經到法國留學,檢查前一定要瞭解病人的病情,才能知道如何幫助他(她)找到答案,是訓練中最重要的一環,這也是歐洲醫學教育的傳統。我行醫近四十年,一直覺得這個習慣的養成,受益匪淺。 有一次,值班的時候,同事急急忙忙跑來找我說:有個亞裔病人,沒人有辦法理解他的問題!他不會說我們的語言──法文。 我看過病歷,知道他是柬埔寨人,在一間餐廳做廚師,逃離中南半島戰亂,來到此地已經十多年了,因為不必在前檯接觸客人,一直都用家鄉話和其他廚師溝通,法文自然能力有限。我當然不會柬埔寨語,試著用中文交談,沒有任何反應;突然想到中南半島許多華僑是來自廣東潮州,而潮州話和臺灣話可以互通,於是就試著用臺語問他....。 不料,突然發現他竟然流下眼淚、泣不成聲;原來這是入院以來,第一次聽懂醫護人員的問話。我因此得以順利交差,也在同事面前神氣了一陣子。 又有一次,一位原住民青年陪著一位老婆婆進入診察室,他們是母子關係,兒子生龍活虎,溝通無礙;這位老婆婆則是滿臉病容,眼神呆滯,讓我想到她是否有失智的問題;透過交談,我才瞭解母親約八十歲,是臺東排灣族人,因為背痛前來求診,痼疾已久,又未見改善、因此逐漸失去信心、不想再上醫院,這次是被硬架著到臺北看病,心裡很不痛快。在事前的閒談中,他的兒子提到母親是排灣族的公主,只會族語、國,臺語都不會。問診還沒有開始,他兒子突然接到一通電話,逕自跑到診間外頭,只剩下尷尬的我們倆人.....。 我突然想起以前曾經唸過:日治時期,為了方便治理,因此原住民部落的貴族都要入公學校,接受正式的日文教育....,所以日文是可以的。問題是我的日文程度只有大學一年級學過一點點,只有硬著頭皮,結結巴巴地問起病史。 說也奇怪,老婦人眼睛突然發亮起來,用流利的日語講起她的問題,她的擔心....。我仔細揣摩,然後比手畫腳,佐以圖畫來解釋她的問題,我的臆測等等...,溝通竟然還能順暢無礙! 他的兒子接完電話,進入診間,也被這個轉變給嚇了一跳....。做完檢查,病人似乎已經沒那麼不舒服了,還跟我九十度行禮,口中說出優雅的日文謝辭,我滿頭大汗,因為我差一點就誤會了她! 有時候,和病人建立良好的溝通,也可能是透過對彼此都熟悉的文學作品或音樂開始的,我曾經和病人談論櫻桃小丸子、宮崎駿的卡通劇情而建立互動;這些也可以是使彼此變得熟悉的共通語言,真是神奇,不是嗎? 我有一位大學同學,很有熱忱,為了幫助一位失聰的病人而學習手語,如今,在她的診所裡有不少聞風而來求助的病人;有這樣需求的人為數還真不少,這是我深感佩服的事。 此外,每次向病人及家屬解釋病情後,我都還會追問一句:「對於前面的解釋,有沒有什麼問題」?因為,即使使用同樣的語言,還是有不懂、或甚至誤解發生的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醫師使用的是醫學化的中文或臺語,就好像是文言文與白話文的差別;對沒有醫學背景的人而言,仍然有隔闔存在;加上緊張、焦慮等等情緒...,理解能力是會被打折扣的。可見,醫病溝通要有效地進行,真的不容易! 這幾個回顧,讓我深體會:溝通需要平台,使用病人熟悉的語言,就像是為彼此打開一扇窗戶,是溝通順暢的保證。 <本文載於《民報_醫病平台》,授權康健網站使用。> <本專欄反映專家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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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歷程與心得
我是醫師,我不要被插鼻胃管
九十歲的老太太三度中風,無法行走,終日臥床,這半年來插著鼻胃管灌食,老太太前不久因肺炎住院兩週,出院不到三天就又因發燒被送到急診室,胸部X光片呈現肺炎,開始她最近四個月來的第三次入院。 第一次看到這位病人,只見她的雙手被綁著,很激動一直要去扯鼻胃管,甚至連腳都扭動起來。老太太的兒子對我說,她在家裏就是這樣,一不小心,鼻胃管就會被扯掉,把手綁起來是不得已的。我試探性的問了這個兒子,「如果是您自己,您要這樣插著鼻胃管,然後被綁手嗎?如果是我,當我吞不下,我就要死了,我不要被插鼻胃管。」兒子說:「最好不要插,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呀!一個人不能吃,就沒有營養,沒有營養會死吔,總不能看著媽媽活活被餓死吧?醫師,沒有鼻胃管,怎麼可以呢?」 結果,這個病人住院三天中自拔二次鼻胃管,就在第二次自拔管路當下,我剛好走進病房,我說:「鼻胃管不見了!」,只見媳婦冷眼的對著外籍看護說:「妳是怎麼顧的?」,可憐的看護說:「我就要翻身,才鬆綁,她就自拔了。」好令人心酸的場景,但這樣的場景、類似的對話,每日不斷地在臺灣各地上演著,這是一個講究孝順的國度嗎? 當一個人退化到吞嚥有困難時,液體(水)是最容易嗆到的,當情況退化更嚴重,口水也會嗆到,而口水二十四小時都在分泌,如何去防止病人嗆到?這已經不是鼻胃管或經皮胃造瘻所能預防的,因此即便有了鼻胃管或胃造瘻,吸入性肺炎還是無法避免。這就是這類病人會反覆肺炎入院的原因。 如果病人是暫時無法經口進食,短暫的使用鼻胃管灌食是可行的,但如果是退化中的老人,那就得仔細想一想,如果病人自己願意插管,那沒話說,如果他(她)不願意,我們麼可以強迫他們被插管,甚至將他們的手綁起來呢?在加護病房裏,曾經有一位九十多歲的老先生向我哭訴:「醫師,我又沒有做壞事,為什麼把我綁起來?」被插鼻胃管的病人吃下的食物,沒有經過味蕾的品嚐,無法感受到食物的酸甜苦辣,他們常說:「醫師,我都沒吃。」 尊重生活品質與生命尊嚴的國家,退化的老人不會被插鼻胃管,照顧者會細心地、慢慢地進行餵食,如果真的不行了,不會強迫灌食,然後老人就順著生命自然的軌道,離開人間,展開另一段靈性之旅。 歐洲有一個國家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去扭轉該國插鼻胃管、或臨終打點滴的習慣,他們主張──「無久病臥床的老人!」。芬蘭的國家政策是希望國人死前二個禮拜才臥床,國家花了很多錢在做預防保健,在做預防骨質疏鬆、預防跌倒,期望其國人有健康的老人生活。臺灣剛好相反,花了很多的錢在已經倒地的病人身上。在歐美澳等國,他們不會為無法自然進食的臥床老人插鼻胃管,或採取經腸道營養等延命措施,他們認為,人終有一死,如果讓老人家這樣延長死亡的時間,反而讓其人權與尊嚴受損,是倫理不容的壞事。 老天讓我們生下來,老天也給了我們很好的退場機制。當人老到不能吃、病到不能吃,此時身體呈現相對脫水狀態,腦內嗎啡的生成量會增加;心、肺衰竭,二氧化碳無法排出,這也會造成所謂的二氧化碳昏迷;肝衰竭時,阿摩尼亞的代謝出問題,會產生肝性腦昏迷;這些都能讓人們可以較舒服地離開人世間,這是老天的恩賜,只是現在的醫療卻忘了老天給我們人類最好的退場機制。 天下雜誌曾經與393公民平台合作,調查臺灣臨終前的醫療現況,結果發現許多「另類的臺灣第一」,無效醫療非常的氾濫。 臺灣有超過5成的醫師為了避免醫療糾紛而實施無效醫療 什麼叫「無效醫療」?也就是這個醫療再也沒有辦法達到醫療「增進病人健康或減少傷害」的目的。無效的醫療分「質的無效」與「量的無效」。「質的無效」是再繼續處置下去,病人仍然處在一種無意識狀態,或是再繼續處置下去,病人仍然會死亡,這是所謂「質的無效」。「量的無效」是假設過去的案例有100個,我們用這個方式繼續救治,病人仍然會死,這就是所謂「量的無效」。 事實上,臺灣加護病房的密度全世界第一,這並不是臺灣人的驕傲,臺灣很多人要死之前,會被送到加護病房走一遭,這是非常突兀的事。臺灣長期依靠呼吸器維生人數是美國的5.8倍,美國的人口數是我們的十幾倍,可是我們呼吸器依賴的人數竟然這麼多,這令我非常憂心。 現代的社會,孩子生的少,年輕人生活壓力很大,試想,一對中年夫妻,當他們面對雙方家長的老病,以及自己所要撫養的子女,所要付的房貸,如果財力不夠雄厚,你叫他們如何過活?臺灣的健保給付無效益的醫療,這助長了許多的老人被現代化的醫療無情的殘害。 在臺灣,您可以見到許多的臥床老人,全身攣縮、多處壓傷,插著鼻胃管、氣切管、導尿管,甚至意識昏迷還在使用呼吸器、還在洗腎的癌末病人…。這些對外國人而言,簡直是無法理解。 亞里布維曾說:「生命的意義不在於時間的長短,而在思想行動力的衡量。」,人活著不只是為了維持一口氣, 能感受生命的美好才是真正的活著。放下心中的執念,讓生命回歸正常的軌道,不做生命的延畢生,人生大戲才精彩。 真正的愛是「給愛的人沒煩惱,被愛的人沒痛苦」; 孝順兩個字,「順」沒做到,怎能說是孝順?因此,如果老人家不願意被插鼻胃管,那就順他的意思吧!沒有鼻胃管,當然可以,因為沒有一個人帶著鼻胃管來到人世間。 我是醫師,我向大眾宣誓,我不要被插鼻胃管,我要美美地死去;期待十年後的臺灣沒有被捆綁的老人,我衷心的期盼。 <本文載於《民報_醫病平台》,授權康健網站使用。> <本專欄反映專家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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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歷程與心得
「為什麼要道歉?」 看醫病知識不對等
有一次我到呼吸照護中心查房,剛好是家屬會客時間。走到有兩位女兒陪伴、不久前剛剛移除氣管內管、脫離呼吸器的病人床前,住院醫師報告道,病人目前還算穩定,但是家屬對於未來若再發生呼吸衰竭,是否要再度置入氣管內管的事猶豫不決。在旁的病人女兒聽到了,就不斷的向那位住院醫師道歉,說她們先前是對「插氣管內管」跟「氣切」不了解,所以會有不同的反應與意見。我不知他們先前的溝通內容與過程如何,只是和緩的告訴病人女兒們,她們不需要因為對醫學名詞不了解而道歉,並請主治醫師跟住院醫師於查完房後好好跟家屬解釋。 醫病知識不對等是大家熟知的事實。在醫療父權的時代,很多醫師強制病人接受治療,自稱是「為了病人好」的不得已作為;過去也屢屢見到病人稍有意見,就被冠以「不合作」之名,或被質問「你是醫師、還是我是醫師」。今日民眾知識水準提升,病方意識抬頭,上述的狀況雖較少發生,但卻又演變成另一種景象,醫病爭議、醫療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甚至影響到年輕醫師對於高風險科別的執業意願。 「醫」與「病」之間必須永遠都是站在對立的兩端嗎?尊重自主是尊重病人、箝制醫療專業自主的枷鎖嗎?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尊重自主是由「尊重人」的道德倫理理論發展而來的,只有人才會在得病之後成為病人;也只有人才能在接受醫學教育後,成為醫師或其他醫療從業人員。所以尊重自主應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也是醫(醫師或其他醫療從業人員)病(病人及家屬)之間的互相尊重。醫與病不該對立,醫方與病方應該站在同一戰線,共同為對抗疾病而努力。 最近醫策會推廣「醫病共享決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並將之列為評鑑要項。事實上共享決策就是根基於醫病之間應互相尊重的倫理原則,並不是一個新的觀念,也不需要為了評鑑才來推廣。很多疾病,例如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全球性診治指引,都將 SDM 列為病人衛教與疾病控制的重要部份。嚴格來說,任何醫療行為都需要醫病之間共同討論才能做出合適的決策,但也許是因為病人數目太多,或醫師的時間太少,國內很多醫療人員忽略了共享決策的真正意涵,而僅將同意書視為「依法行醫」的必備文件。在過去發生的醫療爭議案件常發現,沒有「同意書」固然法律上站不住腳,有「同意書」也無法免除於被告,在在顯示出醫病溝通的過程,比單純的同意書重要的事實。 醫療專業人員有責任用病人聽得懂的語言,讓病人或家屬了解病情、即將採行的治療或處置內容、其他替代選擇方案、以及不治療的風險。病人或家屬聽不懂,代表醫療人員所用的語言,不是他們所能理解的,這不是病人或家屬的責任,他們不需要為此而道歉。那天我遇到了這兩位家屬還算理性溫和,若是遇到血氣方剛的家屬,就可能因此而產生怨氣甚至怒氣,並衍生出醫療爭議,這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我在醫院裡負責醫學倫理與法律的教學,慣常引用臨床案例而非使用制式之課堂授課方式來詮釋倫理的意涵。我常告訴年輕醫療從業人員,要學習當一個雙向翻譯家,將艱深的醫學名詞翻譯成病人聽得懂的語言,然後將病人告訴我們的話,翻譯成能與醫療專業人員溝通的語言,並記載於病歷或其他醫療紀錄上。這個能力的培養,不是單由上幾堂倫理課程、或修幾個倫理學分可以達到的。其中的關鍵之處在於如何在專業養成的過程中,能不斷的從與病人的接觸中的經驗摸索學習與修正,最終建立良好的醫病溝通模式。 醫學的領域無比浩瀚,學醫的過程不只是習得醫學知識,也不是只學會治療病人身體上的疾病,而必須視病人為一整體,周詳地考量身心靈的所有狀況。這個學習的過程是漫長而艱辛的,即使窮一輩子之力,也無法完全學會。不過,一輩子的時間,固然無法完全學會所有醫學的全部,我們總該有足夠的時間學到,病人不需要為不了解我們解釋不清楚的事情而道歉吧! <本文載於《民報_醫病平台》,授權康健網站使用。> <本專欄反映專家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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