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肝之父」陳肇隆為顏清標動刀 挽救肝病患者的最後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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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4 · 作者 / 陳玉梅 · 出處 / Web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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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13日因為肝腫瘤和肝硬化,接受「活體肝臟移植」手術,執刀的醫師是肝臟移植界權威,被譽為「換肝之父」的高雄長庚醫院名譽院長陳肇隆,他從1984年完成全亞洲第一例肝臟移植手術,至今在國內外完成超過1880病例,《康健》在2000年曾專訪陳肇隆醫師,暢談他在肝臟移植手術方面的努力,高大瘦削的他總是一臉笑容,打開話匣子,彷彿揭開一頁台灣的肝臟移植史。

台灣肝病猖獗,每年有上萬人死於肝病,除了肝癌轉移的患者,末期肝病病人面對肝功能喪失,唯有換肝一途。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副院長陳肇隆從1984年成功地完成亞洲首例肝臟移植手術後,多年來操刀移植肝臟,造就諸多「第一」──完成台灣第一例活體肝臟移植手術、亞洲首例「一肝兩用」分割肝臟移植手術、全台肝臟移植例數最多、成功率最高的紀錄保持者……。

在他之前,台灣沒有任何肝臟移植成功的例子。陳肇隆克服了橫亙在台灣肝臟移植醫學前的種種障礙。

陳肇隆在當住院醫師時,就意識到肝臟移植未來在外科的突破。為了學習肝臟移植手術,陳肇隆投身全球肝臟移植鼻祖美國匹茲堡大學史塔哲(Thomas Starzl)門下,接受肝臟移植的嚴格訓練。

當時肝臟移植在台灣還未開發,沒有先進的抗排斥藥物,也找不到保存肝臟的溶液。為了在台灣發展肝臟移植手術,陳肇隆赴瑞士取得當時最有效的抗排斥新藥、自己設計手術用具做動物實驗,為應用到人體的肝臟移植手術打下基礎。

1984年,陳肇隆終於達到夢想,成功地完成台灣首例人體肝臟移植手術,但是卻也引發台灣法界及醫界對腦死認定的爭議。3年後,立法院通過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明訂腦死為判定死亡的依據。

另一個影響是「醫療法」有關「人體試驗」之規範,衛生署原本規定「醫學中心」、且「曾切除肝臟100例以上」的醫師,才可執行肝臟移植手術,但為了配合才30多歲的陳肇隆(任職基隆長庚醫院)而把醫學中心的規定取消;同時也拿掉需要多少肝切除經驗的限制。醫界有人戲稱這是「陳肇隆條款」。

堅持,讓陳肇隆依著自己設定的目標往前邁進;廣結善緣,加上擁有管理與統籌資源的長才,則使陳肇隆成功地整合一組台灣少見的頂尖肝臟移植團隊。(推薦閱讀:高雄長庚肝癌團隊:首創聯合門診,八科醫生一起看病人

(圖片來源:陳德信)

台大教授、肝病學術基金會執行長許金川表示,陳肇隆擁有行政與企劃的長才,懂得積極地運用各方面的資源來完成一件事,「這是傳統醫學生不太容易做到的事。」

醫學發展日新月異,陳肇隆始終堅持醫師必須不停研究,才能解決病人的問題。「有陳肇隆這樣的人願意做開發的工作,是一股清流,這樣的傻勁,台灣已經愈來愈少了。」許金川覺得應該鼓勵,「因為台灣有很多需要換肝的人,如何突破肝臟移植的瓶頸,是很重要的。」目前台灣在健保制度下,醫界急功近利、以量取勝,鮮少人願意做先鋒。

陳肇隆甚至打破醫界的門戶之見,積極引用人才,尋求解決臨床上肝臟移植面臨的難題,例如病人仍會發生無法控制的排斥反應、長期服用抑制藥物可能發生感染及腫瘤,以及器官短缺等問題。

1997年,陳肇隆統籌成立亞洲首座肝臟移植研究中心。面對高雄長庚醫院基礎醫學研究較為薄弱的事實,他特地遠從澳洲聘請在移植醫學基礎研究頗受肯定的日籍副教授後藤茂,負責帶領肝臟移植基礎研究小組。

陳肇隆更不停地刺激小組成員學習。從研究助理、護理人員到醫師,每個人經常有出國進修、發表論文或演講的機會。陳肇隆表示:「如此一來,每個人就不得不找機會讀書、做研究,才會有成長的機會。」

愈了解病人,就愈知道疾病的複雜。「但是研究不是自己單獨就能完成的,他就找人幫忙。」首位領導國內肝炎研究的中研院院士宋瑞樓回憶起十幾年前陳肇隆說服他有關肝臟移植手術時,還念念不忘陳肇隆與他談話的方式,「陳肇隆讓我清楚看到,醫師就是服務病人,為病人存在。」

面對掌聲,陳肇隆醫師都將之歸功於團隊的努力。他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外科手術沒有英雄主義,有的只是團隊精神。」

注意生活品質,喜歡種花、攝影,陳肇隆打破一般人對外科醫師嚴肅、無趣的刻板印象。在高雄長庚澄清湖畔附近,陳肇隆與建築師妻子花了兩年的時間設計了自己心中理想的家。四層樓高的建築配合社區的風味與地形而建,大方簡樸,處處可見主人踏實的個性。庭院前的兩棵大樹還是從其他地方搶救下來移植栽種的。

高大瘦削的陳肇隆總是一臉笑容,平時話不多,但回憶多年來在肝臟移植手術方面的努力,就打開話匣子,也彷彿揭開一頁台灣的肝臟移植史。

  *    *    *

我對肝臟的興趣最初是來自於外科教授林天佑,他是台灣第一個站上國際舞台的外科醫師,可以說是台灣肝臟外科的先驅,特別是他首創的「手指切肝法」,在國際上非常有名。他接受英國劍橋大學肝臟專家Roy Y. Calne教授的邀請,撰寫教科書《肝臟外科(Liver Surgery)》。

20年前台灣沒有醫學插畫專家,醫學教授寫了教科書經常找不到人畫圖,他透過長庚醫院院長張昭雄找到我。我當時在做第3年的住院醫師。由於我沒有受過任何繪畫的科班訓練,所以畫起來很辛苦,只能用土法煉鋼的方法,一筆一筆描,而且,只要畫錯一筆,就得重來。那時長庚的外科住院醫師每隔一天值班一次,值班就沒有覺可以睡,所以我只能用不值班的晚上來工作。

林天佑教授對插畫的要求非常嚴格,為了盡力做好這件事,所有有關肝臟解剖學、肝臟構造及手術的書,我都找出來唸,也翻遍林教授所有的著作,啟發了我對肝臟外科的興趣。我意識到未來外科最突破的發展將會是「肝臟移植」。

(圖片來源:天下資料)

投身肝臟移植鼻祖史塔哲門下

升主治醫師後不久,1981年,我到北美洲最大、最好的兒童醫院多倫多兒童醫院,學習小兒外科。多倫多兒童醫院是北美最富盛名的兒童醫院,有很多美國的小病人轉到這裡就醫,但是小孩子罹患的膽道閉鎖症到了這個地方,卻還是束手無策,最後只能轉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史塔哲教授那裡做換肝手術。所謂膽道閉鎖症是指膽道發生閉塞,使得膽汁無法經由肝臟運送到十二指腸,會侵犯整個膽道系統造成膽管纖維化閉塞,進而發生膽汁性肝硬化。導致肝硬化的孩童如果沒有進行肝臟移植,就會因肝衰竭死亡。

「全世界肝臟移植的鼻祖」史塔哲,在外科界無人不曉。當時在美國與西歐進行的肝臟移植手術中,至少有一半是他完成的。

當時的兩張海報,對我影響深遠。有一天我在多倫多兒童醫院長廊,無意中看到一張海報介紹Calne教授主編的《肝臟外科》一書出版,我看到自己兩年前畫的插圖就出現在海報上。

另外一張海報則是史塔哲要來多倫多大學演講的公告,這對我來說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於是,我請半天假去聽史塔哲的演講,由於一直關注肝臟移植領域的發展,我也常閱讀史塔哲的論文,所以演講當天,我問了許多深入的問題,史塔哲對我印象深刻。演講完,我向他自我介紹,誠懇的表示希望自己在多倫多大學的進修結束後,可以跟他學習。史塔哲醫師非常爽快,就一口答應了。第二天他的秘書打電話給我,我就開始辦手續。

每天練習打200個結

此時,肝臟移植手術因為抗排斥新藥「環孢黴素」(cyclosporine)的出現,成功率大增,換肝病人一年的存活率從20∼30%上升到60%以上,有非常突破性的進步。但由於肝臟移植還是實驗性的醫療,因此當時可說是投入肝臟移植最好的時機,風雲際會,歐美以及世界各地的頂尖醫師都希望能到匹茲堡大學,看看「肝臟移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史塔哲老師是個天才,通常天才都有很多怪脾氣,比如他非常會罵人,罵得很難聽,我們幾個醫師彼此都說,「只要來這裡一個月,英文當中最難聽的話,都學得會。」他要求很高,例如肝臟手術有很多不正常的血管出血,一個手術下來,常常要縫幾百到幾千個縫線,然後打幾千個結。縫線細如髮絲,要又快又準、又不能斷掉,所以當他的助手,綁斷一條或慢幾秒,他就會花半分鐘的時間發脾氣,用最難聽的話罵你。但是我跟他很投緣,所以開刀時,他喜歡我當他的第一助手。不過,我有我努力的地方,每天下班我都拿著手術縫線最少練習打200個結。

十幾年前,肝臟移植是所有外科手術當中最困難的。因為人體大部份的凝血因子都在肝臟合成,而需要換肝的末期病人,通常都無法合成足夠的凝血因子,所以非常容易大出血;再加上肝硬化後,會出現很多微細或不正常的血管,一不小心切到就噴血,史塔哲就經常在開刀中被噴得滿頭滿臉的血。

手術台旁的抽吸桶,從病患腹腔抽出的血,一瓶就是2000cc,已經抽了幾十瓶擺在那兒;用來吸血的大紗布,每一塊都像吸滿著血的白床單一樣。這樣的手術,經常可見病人輸血幾萬cc到幾十萬cc。

病人平躺在手術台上,腹腔打開,血沿著床單像瀑布一樣流下來,你如果不想讓鞋子泡在血水裡,就得請護士幫你搬一張矮板凳,站在凳子上開刀。我為了應付加拿大多倫多厚雪所穿的長馬靴,套上鞋套,當時在開刀房卻可以派上用場。

美國由於幅員廣大,為了盡快拿到屍肝(由腦死者身上取下的器官)做移植,我們經常坐著小飛機去各地摘取器官。在匹茲堡大學,我跟著史塔哲醫師做了72例肝臟移植手術。

最令我敬佩的是他鍥而不捨的研究精神。你可以想像在1960年代換肝這麼困難的手術,在幾乎是開一個死一個的情況下,他承受多大的壓力,只要當醫師的人都知道,病人死在手術台上是多令人難過的事!

當時,除了他以外,美國幾個頂尖的醫學中心也有人在做,不過紛紛放棄,只有他繼續堅持。我跟他學習時,他已經快60歲了,但是他依然事必躬親、追求完美。經常他做二、三十小時的換肝手術後,下了刀,回到辦公室,還是不斷的做研究、寫論文。

曾有幾個美國的同事問我:「這麼兇的一個人,你怎麼待得住?」我跟他們說:「很簡單,我會問我自己『我來這裡要做什麼?』」有時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透過眼神就能意會,他也知道我是真心佩服他。我覺得跟隨大師不在於他說什麼,而是從他身上,每天我都可以學習很多。醫學,特別是外科,經驗的成分很大,所以老師的身教特別重要。

在匹茲堡待了10個月,想到台灣這麼多肝病病人,我覺得應該是回來發展肝臟移植的時機。

17年前,台灣的醫學離歐美有一大段距離,要發展肝臟移植需要投注很大的精力。而且當時台灣也沒有先進的免疫抑制藥物。所以我認為一定要先取得環孢黴素,才有條件做這麼大的手術。於是回台前,我先到瑞士研發環孢黴素的藥廠山多士(Sandoz)拜會發現這項藥物的專家,他讓我帶藥回來,並答應免費提供5個案例所需的藥。全亞洲我是第一個拿到這個藥、應用在肝臟移植病人身上的醫師。

回台灣第二天我就在台北長庚上班,經常工作到半夜二、三點,在辦公室睡睡袋。我開始寫肝臟移植計劃書,在最短的時間內籌組肝臟移植小組。由於臨床非常忙,只能利用週末做研究及實驗,所以每週六我都在林口實驗室做肝臟移植的動物實驗。

二、三星期以後,終於動物實驗成功。那時動物實驗後,沒有其他人可以幫忙照顧開刀後的狗,我就自己照顧。晚上我搬來3個凳子坐在狗旁邊,因為太累,觀察著我就睡著了。

萬事起頭難,當時,很多器械台灣都沒有,我就用克難的方法,自己找東西燒製,我們也自己釘做狗的加護病房。因為買不到保存器官的溶液,我們到書上找配方,自己去跟製劑科合作將保存液配製出來。

在這樣的準備下,1984年3月,我終於第一次有機會做肝臟移植手術。

(圖片來源:天下資料)

成功完成亞州首例肝臟移植手術

18歲的阿燕,原本在橡膠場工作,來找我們時已經是最末期的肝硬化。當時她吐血,有非常嚴重的凝血缺陷,所以別無選擇,肝臟移植是她最後的機會。但是器官來源問題重重,當時願意捐贈器官的人有如鳳毛麟角,而且台灣還未正式通過腦死器官捐贈的法律。(推薦閱讀:李威震:不同血型活肝移植第一人,為病危患者找生機

起初,有一個腦死的病人血型與肝臟大小與阿燕符合,死者的妻兒也同意捐贈,但是在我要安排手術時,死者的爸爸跑來醫院大罵,因而作罷。找不到器官,阿燕的體力開始衰退,陷入肝昏迷,我擔心她大概活不了幾天。

沒想到2天後,我在加護病房又碰到另一個腦死的意外事故者,於是我和等候在外的家屬談到凌晨3點,想說服他們讓病人去世後捐出肝臟。通常腦幹死的病人,身體各器官功能必將毀壞,並逐漸停止,就目前世界的紀錄,兩週內就會死亡。但是我說服了很多次,悲傷的家人仍不願意。

就在我和阿燕家人快要放棄時,隔天傍晚,當我在台北長庚正為一個膽道閉鎖的病童進行手術時,林口醫學中心打電話來說,那位腦死的病患家人已經同意捐出肝臟。當時時間非常緊迫,那位靠藥物和呼吸器維持呼吸的腦死病人血壓開始下降。於是,我急忙趕回林口長庚,馬上幫阿燕做手術。

雖然這名男性捐贈者肝臟健全,但是因為患過胃潰瘍穿孔,所以肝門黏連得非常嚴重,原本取肝需花3小時的時間,我花了5個多小時。把捐贈者切下的屍肝放在溶液的冰盤裡,我開始取阿燕的肝臟。肝臟移植原來需要兩組人馬,一組取捐肝者的肝,一組除受贈者的病肝,但是我只有一個人,所以我要先後做兩次肝切除手術。由於肝臟只能在外保存8小時,我一面工作,一面看鐘。

經過二十幾個小時的手術,我們終於成功地做完台灣第一例肝臟移植手術,阿燕的新肝開始發揮功能,流出金黃色的膽汁,血液正常凝塊。在這之前,日本及大陸也做過肝臟移植,只是沒有長期存活的病例。阿燕恢復得相當快,不到10天就能自己走路。

這對台灣醫學更大的影響是,這是第一次引用腦死定義,並應用在器官移植上,尤其長庚當時是新醫院,這樣的做法引起很大的討論及質疑。當時有很多醫界大老跑出來說「不能做」。很多法界人則出來說,「這不符合法律規定」。

當時台北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陳涵還來函表示嚴重關切。其實類似的事件在日本也發生過。日本和田壽郎教授在做完心臟移植手術後,也被檢查官提起公訴,後來纏訟多年,由於移植心臟的病人沒有存活下來,使得日本法律對於臟器移植的規定更為嚴格,導致日本的器官移植延誤多年。不過我們比較幸運,病人存活得很好,後來就不了了之。

後來,我們跟許多法界的人士持續討論。而當時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吳基福和腦神經醫學會理事長洪祖培也相當支持。

在我做完第一個肝臟移植後,經過7個月的討論,醫師公會全聯會發表「腦死共識聲明」,雖然尚未立法,但醫界已有共識,「腦死就代表死亡,可以做為死亡判定及器官摘取的依據」。

3年後,1986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台灣是亞洲第一個通過腦死立法的國家,也為台灣3年後的心臟移植、7年後的肺臟移植做好準備。

手術完,阿燕回彰化過著正常的生活,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家人還打算為她相親。但沒想到才過3年,阿燕就在騎機車上班途中跟疾駛而來的大卡車,迎面相撞死亡。當時我人在台中,正要上台演講,聽到阿燕的死訊後,那是我心緒最亂的一場演講。返北時,我取得家屬的同意,將阿燕送回長庚,那是已經冰冷、渾身血跡的阿燕。我們曾盡最大的力量挽救她的生命,還記得她剛開完刀時,二、三個月我都住在醫院照顧她,後來卻要為她進行解剖,可以想見,我內心有多悲傷。

立志組成台灣最堅強的肝臟移植團隊

做完第一例肝臟移植後,我碰到一些瓶頸,當時我是小主治醫師,沒有任何行政職務,在我們的社會這是很難推動需要團隊配合的工作的。

肝臟移植這麼困難的手術,孤軍奮戰並非長久之計。1985年基隆長庚醫院成立,我被派到那裡當首任外科主任,由於外科主任的職務,有機會可以組織一個小組,於是,我到了基隆長庚。

當年我34歲,是台灣最年輕的外科主任,不久,我們就做了第二個病例,不過當時基隆的設備尚未準備好,所以我還是到林口長庚做,迄今15年,病人龔芝瑛目前狀況良好,是全亞洲存活最久的換肝人。

當時,基隆長庚的規模及設備相當不足,為了了解換肝後病人的狀況,經常還得送病人到林口長庚做檢查。另外,我們以非常局限的條件組織一個肝臟移植小組,每個星期兩次的讀書會,大家一起唸書,同時也想盡辦法向國科會申請經費,讓同組的成員出國進修。

第一次肝臟移植成功後,有幾位日本教授來觀摩。我也應日本東京大學及信州大學之邀到日本協助他們進行肝臟移植,1990年做的那位病人還是日本存活最久的換肝人。

在基隆7年,雖然客觀條件很差,我們還是讓基隆長庚成為當時全亞洲最好的肝臟移植中心。儘管我有很好的聲望,臨床上有看不完的病人。但是我認為這終非長久之計,我也不覺得做醫師這樣就應該滿足。肝臟移植的發展還是需要醫學中心的格局,才能發揮火車頭醫學的功能,所以1992年底,我就跟醫院請辭外科主任,到具備醫學中心設備等級的高雄長庚醫院。

帶著一位護理師黃妙味,我來到了高雄長庚。我又變成一個陽春小醫師,沒有行政職稱,但我不在乎,我一心一意要在我的故鄉高雄,再組一個陣容更為堅強的肝臟移植團隊。

(圖片來源:陳德信)

我相信肝臟移植是醫學的火車頭,可以帶動肝膽腸胃科、麻醉科、病理科、移植免疫學、放射診斷科等醫學的發展。這幾年在高雄長庚,各科醫師及護理人員陸續加入我們肝臟移植小組,團隊也愈來愈整齊,大家合力完成諸多高難度的手術。

國人器官捐贈的風氣不盛,屍肝取得不易,於是我們開始發展活體肝臟移植。所謂活體肝臟是指從親人的健康肝臟中切除部份肝臟給病患,突破只能依賴腦死病患提供肝臟的限制。1994年我們在南台灣成功地完成台灣第一例母捐子的活體肝臟移植;1997年完成亞洲首例一肝救兩人的分割肝臟移植;去年則完成首例成人活體肝臟移植手術;今年1月我們並完成國內首例配偶捐贈活體肝臟的移植手術,夫妻平安。(推薦閱讀:榮耀印記!女孩切除6成肝 救回肝昏迷18天的阿姨

鼓勵醫生走外科

任何直接面對生命的醫療,都會碰過死亡,我們都會設法從中學到經驗,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這也是為什麼教學醫院都非常重視死亡病例的原因。所以我認為,醫學,尤其是外科,絕不能藏私,所有的經驗都應該公開,因為這都是病人付出的代價所得,你應該公諸於世,讓別人也能減少犯錯。

像現在我們積極協助鄰國,因為我非常能感受今天台灣醫學能進步,就是當年也受國際社會的協助,所以我們也不應該吝於與別人分享。我們也協助訓練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外科醫師。

目前外科愈來愈冷門,令我憂心。我記得以前長庚徵外科醫師,200位報名,只收6位,現在幾乎是來就收,個個被當做寶,訓練時不敢嚴厲要求,怕醫師轉科、轉院。事實上,在其他國家並沒有這樣的情形,我寧可相信這是短暫現象,以後能有所改變。

很多人因為外科醫師生活品質差,而不願意走外科,其實並不見得。以前住宿舍時,下午6點我就跑去游泳,保持一天的體力。現在每天有空就在社區跑步,或是在家跑跑步機。晚上我都會回家吃飯,與一對兒女相處,8點再回到研究室做一些工作。

我也很喜歡花花草草,每天不管是工作或開刀忙到多晚,我都一定會在院子裡澆澆花,欣賞星空、看看我種的蘭花,安靜下來想一些事,我還有種地瓜葉耶,完全沒有農藥噢。

另外,我經常出國演講,分享肝臟移植的經驗,那也為我帶來很特別的經歷。我走過大半個中國,也行經世界各地,出國演講不過一、兩個鐘頭,演講後就可以放輕鬆到各地看看,由於請我去演講的人都對當地非常嫻熟,透過引介,我經常可以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地方。我得到的這一切,不見得更有錢的富翁能得到。

早期我孤軍奮鬥,面對重症病人,沒有人可以幫忙照顧,曾有兩個月我幾乎住在醫院裡。現在當副院長,雖然有一些行政職務,但我還是把病人擺第一,我最大的滿足與成就感還是來自於病人,因為這就是我們做醫師的責任。

責任編輯:陳祖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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