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離我們很近,生病也離我們很近 害怕和污名化有一天可能反撲到我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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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0 · 作者 / 精神科醫師陳璿丞 · 出處 / Web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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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社會好像只要知道犯罪的人是生病的,這個社會就不再有責任了,責任就是父母的、責任就是教養的。你我他,我們都是正義使者,都遠離邪惡。過去也沒有人願意好好討論精神 病人的窘境,政府給社福衛政的薄弱資源像是一塊薄薄地紗布,遮著就沒事了。

犯罪就坐牢、殺人就償命,這樣天經地義的事情為什麼要討論?把人給殺了不就好了嗎?在《我們與惡的距離》裡,法扶律師王赦說了,像是「把人給殺了就能夠解決一切了?」就不會有新的殺人犯出來了?這世界就太平了?

正如不願正視精神疾病一樣,從來沒有人睜大眼睛看太陽,彷彿看了會瞎眼。對於瘋狂的害怕,就像是我們怕蛇一樣,那是種根深蒂固的排斥。過去從來不曾正視、過去不用去知道這些人;我們所做的就是把這些人隔離起來,離開我們的生活,彷彿不用講、不討論,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那麼媒體呢?前年我做了小小的研究,我很想知道台灣媒體如何描述「思覺失調」(舊名為「精神分裂」)。2014年5月台灣精神醫學會認為這個舊名被污名化了,想要跟從日本的改名行動;過去其他國家改名都失敗,污名還是污名。台灣呢?我找了2011~2017年的蘋果日報和自由時報,透過他們的搜尋欄分別找這2個詞,再來看內文,這些文章裡高頻率出現的相關詞,大約3成都和法律、犯罪有關,像是無罪、殺人、病人、律師、持刀等等。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的精神科醫師林一駿說了一句:「在所有犯人裡,有思覺失調症的不到5%,」但是媒體的報導卻都偏重在犯人得了這個疾病,彷彿思覺失調症與犯罪之間有著高度連結。好像只要知道這個犯人是生病的,這個社會就不再有責任了,責任就是父母的、責任就是教養的。你我他,我們都是正義使者,都是遠離邪惡。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但「惡」離我們很近,生病也離我們很近。為什麼要在乎?因為你我他,還有我們的家人,或是身邊的人,都有可能會發生。

我們的害怕、我們的污名化,或許有一天會反撲到我們身上。我們寧可躲著、偷偷摸摸地說著;罹病像是家族的恥辱, 狠狠地烙印在身上,如同劇中一幕,應思悅的父親向她說:「如果我知道你媽媽的家族有這樣的病史,我就不會娶她了。」

什麼時候才有人出來說「這不是恥辱,這僅僅是生病了」。

現在它有藥可醫,有方法可以處理, 只要我們多點耐心、多點包容。這不可怕,我們可以出來直視它、面對它,如果像直視太陽一樣太刺眼了,我們可以躲在醫療或是專業人員的遮罩之後;如果太害怕,卻什麼都不做,那心中的大惡魔只會越來越大,我們離惡也會越來越近。

在小小的台灣,很多人做了很多努力,很多前輩很努力地想要告訴大家「這是病,這不恐怖」。我們不必害怕那個和我們一樣的人類,他僅僅是生病而已。常有很多人投書,要尊重人權兩公約,檢討我們的法律、檢討廢死不廢死、檢討我們的醫療政策。

不是只有判完死刑、執行槍決就沒事了,這世界沒有那麼簡單,心中的大惡魔也不會這麼快離開我們。只有大家都站出來,想想我們要怎麼做?我們需要什麼?我們正走到哪了?有更多體諒和包容,才可以讓更多的康復之家不會被驅逐、更多人願意相信醫療和人性。

<本文反映專家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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