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公衛護士要追蹤70~300名精神病患 資源稀缺拉近與惡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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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9 · 作者 / 精神科醫師王仁邦 · 出處 / Web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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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最近播放的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引起許多人討論,藉著無差別殺人的劇情所鋪陳的敘事,表達了在弱肉強食的社會氛圍下,互為加害與被害關係間的衝突、冷戰、對話。

筆者為精神科醫師兼心理治療師,除了對該劇主角精湛的內心戲印象深刻,也看到了該劇於深厚的田野基礎下,探討了精神病患的治療困境、家屬的照顧負擔、社會安全與人權議題間的衝突。

就如劇的英文劇名《The world Between Us》,不論我們面對的是人類的惡或軟弱,在個人的內心世界、家庭關係、社會對精神病患的理解和接納,與國家對於心理衛生的資源,似乎都有一道鴻溝,有待我們去經驗、跨越與轉化。

我們每個人與自己內心世界的距離

劇中的主角宋喬安在意外喪子之後,身為在場的親人,在面對心理創傷後的壓力與哀傷反應是病態的。她2年多來藉著工作與喝酒來逃避心理無法承受的傷痛,以致於其哀傷反應還處在初期的否認與憤怒階段,直到婚姻與親子關係遇到危機,在丈夫與妹妹的鼓勵下,她才開始積極去面對此問題。

另外,殺人犯李曉明的家人,身為加害人家屬,在被公審氛圍下,一夕之間似也淪為被害人,妹妹的憂鬱、父親的酒癮與母親的複雜情緒,也是另一種心理創傷。

律師王赦在原生家庭裡,因家暴關係造成成長過程中的傷害,雖然他走上人權律師的職業生涯,似乎成為一種昇華,但也造成了自己過重的壓力與婚姻的問題。

人在遇到重大的心理創傷或失落時,心理的防衛機轉若是過度的否認、壓抑或隔離,往往會進入病態的情緒或酒癮等問題,若能早期尋求專業心理師的諮商,或精神科醫師的協助,處理焦慮、憂鬱或酒癮戒斷等問題,就可以避免身心問題的複雜與慢性化。

(示意圖。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家庭關係中的距離

主角宋喬安夫妻因意外喪子的心理創傷,在原來工作理念不合、雙方工作忙碌的問題下,成了壓垮婚姻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律師王赦因夫妻成長背景不同,無法取得妻子和岳父對自己工作的認同與體諒,也產生了婚姻危機。

另外,女主角走不出喪子之慟,也影響她和女兒之間的親子關係。藉著改變自己而改善家庭關係的努力,與專業心理師的協助,逐漸卸下原本封閉的心防,拉近彼此的距離,藉著對話而逐漸改變家庭關係。

家庭諮商對於家庭的危機有很大的幫助,婚姻關係的改善,可以同時改善親子關係與小孩的情緒或行為問題,也可避免長大後可能的心理或精神問題。

社會與精神病患的距離

長期以來,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不足,對於嚴重精神病人的態度往往是負面的,甚至會有排斥與歧視的做法。不僅社會大眾如此,病人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病人自己也是如此。這不僅會影響病患或家屬協助就醫的意願,造成延遲治療的負面預後,也會形成脆弱的精神病患在家庭或社會敵意的持續壓力,增加惡化的可能性。

律師王赦在援救殺人犯李曉明失敗後,令人動容的失望與憤怒,也看到精神病患被不公平的對待,政府公器在民眾與媒體的壓力下被逼著快速執行死刑。

如劇中精神科醫師所說的,精神疾病的病因一般為多重因素,包括遺傳、基因突變與環境的壓力,並非單純社會大眾用家庭的教養問題,或他們就是「壞人」來解釋。

這些犯罪的精神病患在行為上雖然是有罪的,但他們犯案的動機還是需要從疾病的層面來評估,由司法精神鑑定專家來協助。期待未來透過病患的聲音,或家屬與精神醫療界的代言,能拉近民眾、媒體與司法與病患間的距離。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國家資源與精神病患的距離

此劇中關於精神病患治療最關鍵的爭議點,在於精神病患是否可以回歸社會,社區治療除了需要民眾的接納之外,最重要的是政府投注在社區治療模式的資源要足夠。

除了多元化的社區治療模式外,社區化資源最重要的指標是個案管理者,以台灣來說,就是劇中提到的公共衛生護士。

但是在台灣一位公共衛生護士要負責70~300名精神病患的追蹤,且僅是他們的眾多業務之一,迥異於筆者曾訪問的英國社區模式,各類精神醫療專業人員與警消人員組成社區的第一線團隊,一位個案管理者負責12人的管理與治療;韓國一位個案管理者約負責50人左右。

世界衛生組織主張的「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與相關研究中,已開發國家的精神醫療應該以社區化模式為基礎,但台灣的精神醫療預算僅佔國家醫療保險預算的不到5%,遠低於同級國家的水準。

精神病患的早期或預防復發的治療,非藥物的社會心理治療亦很重要,但健保資源對此給付不足。如此的情形將阻礙精神病患回歸到社區中的治療,而家屬將繼續承受沉重的負擔,如劇中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照顧的負擔得由罹患心臟病的老父與即將進入婚姻的姊姊承擔。

另外,社區民眾在有限的社區醫療資源下,將如劇中女主角與王赦律師的太太,繼續承擔著精神病患在社區裡有形與無形的壓力,反對精神病患回歸社區治療。期待國家資源應該貼近精神病患與其家屬需求,不要讓他們孤立無援地承擔人類的惡與疾病所造成的心靈軟弱。

<本文反映專家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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