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呼吸化為空氣:一位天才神經外科醫師最後的生命洞察

圖片來源 / 康健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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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23 · 作者 / 保羅.卡拉尼提 · 出處 / 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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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攀上充滿希望的人生巔峰,死亡的陰影卻突然橫亙身前,一位三十七歲的天才神經外科醫師勇敢直視死亡,在所剩時間不多的急迫中,奮力一探生命的最根本價值。在死亡面前,是什麼讓人值得一活?當人生未來變成有限的現在式,你選擇如何活?當生命逐漸消逝,迎接新生命的降臨,意義何在?<序幕>
我翻看一張張電腦斷層掃描(CT scan)片子,診斷不言可喻:肺臟滿布腫瘤無數脊柱畸形,有一葉肝臟被侵蝕。癌症,擴散極廣。我是神經外科住院醫師,最後一年的訓練剛開始。過去六年來,這類片子我看過無數次,即使希望渺茫,也試圖從中找到某種能幫助病人的治療方案。

可是,這次不同:我看的是自己的片子。

我不在放射科,沒穿白袍,沒戴無菌手套。身上套著病人的罩袍,我被綁在點滴注射架上,正在用護士留在我病房裡的電腦,妻子露西(她是內科醫師)在我身邊。我從頭再看一遍每組片子:肺窗,骨窗,肝窗,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從前到後,完全按照我受過的訓練,彷彿能找到什麼東西改變診斷結果。

我倆一起躺在病床上。
露西靜靜地說, 彷彿是唸台詞般:「你覺得, 有沒有任何可能是別種病?」
「沒有,」我說。
我們抱緊彼此,像年輕的情侶。過去一年我們一直在猜,可是拒絕相信,甚至拒絕談論,癌細胞正在我的身體裡生長。

大約六個月前,我的體重開始下降,背痛狂烈。早上更衣時,皮帶先是要上緊一個孔,後來則變成兩個。我去見自己的初診醫師,我讀史丹福的老同學。她有個姊妹在當神經外科實習醫師時,由於忽視自身遭到惡性感染的徵兆而猝逝,因此她守護我的健康,關切我有如母親。我抵達她的診間,卻發現坐著另一位醫師—我的同學請了產假。


我穿著單薄的藍色罩袍,躺在冰冷的檢驗檯上,對醫師描述自己的症狀。「當然,」我說,「如果這是醫師檢定考試題目:三十五歲,原因不明的體重下降,新出現背痛症狀—答案很明顯是(C)癌症。可是,說不定這只是我最近工作量太繁重。誰知道呢?為了保險起見,我希望做核磁共振造影(MRI)。」

「我想應該先照X光,」她說。背痛做MRI太花錢,而且減少不必要檢驗近來成為全國降低醫療成本的一大重點。可是,掃描造影的價值要看你想知道什麼;尋找癌細胞,X光並沒有太大用處。然而,對不少醫師來說,還在早期階段就要求MRI檢驗是離經叛道的做法。她繼續說:「雖然敏感度不高,但我們應該從X光檢查開始。」

「那麼,照屈伸動態X光怎麼樣?也許是峽部脊椎滑脫?」
從牆上一面鏡子的反影,我看得到她上網搜尋。
「那是椎弓骨折的一種,多達百分之五的人患這種病,常引發年輕人背痛。」
「好吧,我會開檢驗單。」
「謝謝,」我說。

為什麼穿起外科醫師的外衣,我就充滿權威,而穿起病人的罩袍,就像隻綿羊?真相是,我比她更懂背痛。神經外科的訓練有一半跟脊柱異常相關。不過,峽部脊椎滑脫確實更可能。它的確以顯著的百分比侵襲青壯年,至於三十幾歲而脊柱長癌呢?機率不會高於萬分之一。就算機率百倍於此,還是要比峽部脊椎滑脫少見。也許,我只是自己嚇自己。


X光片看來沒問題。我們把症狀歸諸工作勞累和身體老化,訂好回診日期,我回去治療當天自己的最後一個病人。體重下降開始減緩,背痛變得可以忍受。吃點ibuprofen 止痛,能讓我健康地度過一天,畢竟一天工作十四小時的苦日子,所剩不多。

我從醫學生變為神經外科教授的路途,終點幾乎在望:我已經通過十年的磨鍊,一定要挨過接下來的十五個月,直到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我贏得前輩的尊敬,獲得國家級知名獎項,好幾家知名大學願意聘我。

不久前,我在史丹福醫院的上司私下找我,他說:「保羅,我相信你申請任何工作,都會是排名第一的候選人。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們有個教授缺,要找像你這樣的人。當然,這種事不能打包票,可是你應該考慮這個職位。」

三十六歲的我,已經登上峰頂;眼前就是應許之地,從基列到耶利哥,直到地中海。我見到海上一艘漂亮的遊艇,露西、我、我們未來的孩子,週末駕它出海。我見到隨著日常工作腳步放緩,我發緊的背也鬆弛下來,生活變得較能掌握。我見到自己終於成為我本來承諾的丈夫角色。

接著,幾個星期以後,一陣陣嚴重的胸痛開始出現。是我工作時撞到什麼嗎?無意間撞斷了一根肋骨?有些夜裡,我醒來發現床單全濕,被汗水浸透。體重又開始下降,現在速度更快,從一七五磅掉到一四五磅。咳嗽症狀出現,一直好不了。


沒什麼好懷疑的了。一個星期六下午,露西和我在舊金山多洛雷斯公園裡,躺在陽光下,等候露西的姊妹。露西瞟一眼我的手機螢幕,上面顯示醫學資料庫的搜尋結果:「三十至三十五歲癌症發病率」…

我們打電話給一個好友,他是醫院的神經外科主治醫師,請他安排我住院。

我拿到塑膠手環,所有病人都要戴的手環,穿上熟悉的淺藍色醫院罩袍,經過我認識的幾個護士面前,登記住進病房—這幾年來我看過數以百計個病人的同一間病房。在這個房間裡,我曾經坐在病人身旁,解釋疾病末期的診斷和複雜的手術;在這個房間裡,我曾經恭喜病人治癒,見到他們重回原有生活的欣喜;在這個房間裡,我曾經宣告病人死亡。我曾經在椅子裡坐過,在洗手檯洗手,在白板上寫下指示,更改日程。在極度疲乏的時刻,我甚至曾經渴望躺在這張床上睡覺。現在我躺在那裡,無比地清醒。

一個年輕的護士,我沒見過的,伸頭進來。
「醫師很快就會來。」
就那一句話,我曾經想像的未來,一個即將實現的未來,幾十年奮鬥的終極目標,從此蒸發。

本文節錄自《當呼吸化為空氣:一位天才神經外科醫師最後的生命洞察》,由時報出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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