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搖搖哥們」送進醫院不能解決問題 精神疾病患者何去何從?

圖片來源 / 康健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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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1 · 作者 / 台北地方法院法官 廖建瑜 · 出處 / Web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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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有疑似罹患精神疾病之人犯下嚴重社會案件時,輿論的制式反應就是「為何他們不在醫院,而在外面遊蕩?」對於精神疾病患者似乎僅有藉由醫院加以強制隔離一途,甚至為了安撫公眾的恐懼,衛福部更考慮加大強制住院的類別,舉凡酒癮、毒癮、自殺者均列入強制住院的對象,更甚者連街友遊民也被釘上,彷彿醫院成為社會安全網最重要的防線,但是這樣的處理符合精神衛生法的精神嗎?
簡單來說,強制住院就是不管患者就醫的自主同意權,國家可利用強制力拘束其人身自由而施以醫療處置,我國目前法制上除精神衛生法外,傳染病防治法亦有相類似的制度。

精神衛生法從民國79年12月7日起,制定針對精神疾病中嚴重病人強制住院治療的規定,而於96年7月4日精神衛生法大幅修正,除強制住院外,又引進強制社區治療,雖對於嚴重病人之定義就客觀標準予以修正,但就強制住院之條件,新、舊法並無不同,都應該在客觀上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

「搖搖哥」遭強制送醫,從頭到尾不合法

就比較法上之考察,除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加拿大卑詩省、及英國英格蘭有以預防精神疾病患者精神或身體衰敗擴大強制住院,但其前提仍是罹患精神疾病中嚴重病人,因此,我國規定符合大多數國外立法例,若針對非罹患精神疾病之人,僅因在外遊盪或有自殺傾向,強制其住院治療則明顯違反精神衛生法之精神。

至於反社會人格違常者,對於社會危險性最大,但因非屬精神疾病,立法之初即被明文排除適用精神衛生法。另外,病人如係施用毒品成癮之藥癮患者,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特別規定處理,亦不適用精神衛生法關於強制住院治療之醫療照護規定,此亦為立法理由所明文規定,是以,
衛福部欲擴大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之適用,顯與世界潮流背離,更有必要說明其立法目的及合理性。

再者,就強制住院之發動,我國現行法規定須二位指定專科醫師(即精神科醫師)認定有全日住院之必要,而經患者拒絕住院,始由指定精神醫療機構進行緊急安置,在二日內完成強制住院鑑定,並送強制住院治療審查會,由七位分別代表專科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法律專家及其他相關專業背景之人,各依其代表之專業與價值觀進行審查,並限於五日內通過始可進行強制住院。因此,強制住院之發動除精神科醫師外,別無其他可能。嚴重病人之保護人即監護人、法定代理人、配偶、父母、家屬中之一人(無上開之人者由嚴重病人其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選定適當人選擔任)有護送就醫之義務,但非有要求強制住院之權利,更遑論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於執行職務時,發現有精神疾病患者有自傷傷人或之虞者,僅有通知當地主管機關之義務,並視需要要求協助處理或共同處理,另亦有護送前往就近適當醫療機構就醫之義務,並無發動強制住院之權。

故政大「搖搖哥」事件,事實上根本未經精神科醫師認定屬於嚴重病人,亦即尚未進入強制住院程序之發動,台北市政府既無認定嚴重病人之權,亦無逕行將人以強制住院為名發動強制力令人就醫。是以,台北市政府強制將「搖搖哥」送醫,從警察押送「搖搖哥」上救護車之時,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即為提審法適用之對象,任何「見義勇為」者均得向各地方法院要求解送「搖搖哥」向法官陳述意見。本事件精神科醫師根本未發動強制住院,反而背了黑鍋。

病人回到熟悉的環境接受治療本是美意,為何曲高和寡?

此外,精神疾病患者,除機構處遇之強制住院治療,尚有社區強制治療,我國104年時有75家醫療機構得執行社區強制治療,社區強制治療之要件僅需嚴重病人不遵醫囑致其病情不穩或生活功能有退化之虞,經精神科醫師診斷有接受社區治療之必要時,當嚴重病人拒絕時,即可發動。

強制社區治療之好處是讓嚴重病人可以留在其原本熟悉之生活環境,回歸社區正常生活,又可藉由強制力使其遵從醫囑服藥,然聲請實施數量卻甚為稀少,
以2011年為例,全國強制社區治療申請案僅40件,佔全年強制住院與社區治療申請總案數的3.12%,成為曲高和寡的窘境,主要原因就是精神科醫師每週須出外診察一次,加上醫院須派出訪員持續追縱,消耗的人力成本很高,但給付偏低。衛福部若能加強重視社區服務模式,提高給付金額,並由訪員進入精神疾病患者生活給予關懷訪視,並結合社工及社福資源,並且納入長照系統,讓精神復建機構也能發揮其在地化的功能,原比擴大集中式之強制住院來得更妥當。

以往在強制住院審查會開會前都會播放一段前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周煌智醫師提醒審查委員的一段話:「強制治療是期望最終目的能達成讓該接受治療之病人能夠接受治療,不用強制治療之病人不用強制治療而有替代措施。」誠哉斯言,精神疾病患者最理想的境界莫過於此,若將非屬於應強制治療的對象納入醫院,勢必增加醫護人力之負擔,更排擠到原本應接受治療的嚴重病人。

另外,將醫院當做社會安全之保安,非但造成醫病關係的緊張,亦容易使精神疾病患者被外界烙下社會秩序破壞者之印象,精神衛生法急欲除去對於精神疾病患者污名化之方向有違,實值主管機關慎重為之,倒不如從加強社區強制治療之運用、簡化強制住院流程、於精神衛生法直接規定強制住院者可向法院陳述意見,以擺脫精神科醫師害怕提審法適用而拒絕聲請強制住院之情形,來得更實用。

本文作者為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前强制住院及强制社區治療審査委員會委員及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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