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會不孕嗎?

圖片來源 / 呂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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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0/01 · 作者 / 顧景怡 · 出處 / 康健雜誌 第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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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男人或女人,不孕人口快速增加。據估計,台灣每10對夫妻,就有1-2對不孕。儘管媒體經常出現名人高齡產子或是生殖科技又有新突破的消息,但真實狀況卻是,男人精蟲急遽減少,女人一過30歲,受孕機率就開始下降,而藉助人工生殖技術生產的成功機率只有3成。擔心不孕,你可以做些什麼?面對不孕症,該有哪些準備?
「不孕症愈來愈多是必然的,」台北榮民總醫院婦產實驗室主任趙湘台直截了當地說出不孕症逐步增加、銳不可擋的趨勢。

除了晚婚、晚生的夫妻大幅地增加外,生殖醫學專家也都指出,人與人交往愈來愈複雜,造成性開放、多重性伴侶,導致生殖系統感染,也是不孕人口增加的一大原因。

更令人擔憂的是,不孕不只限於人類活動的問題,也涉及與大自然的互動。愈來愈惡劣的自然環境、各種污染,也可能是生育能力的殺手。

不孕症是黑死病?

《雌性化自然》一書的封面就列了一行聳動的文字警告,不孕症將可能是本世紀的黑死病,提醒人類再不正視問題所在,恐怕就要聽不到小孩的聲音。

因為大自然的生物,正逐漸「雌性化」中,例如美國佛羅里達州的雄鱷魚,80%陰莖不正常,陰莖明顯變短,「既不是雄的,也不是雌的。」

男性精液品質也巨幅地下降。丹麥學者曾在1940-1990年間調查男性精液品質發現,精蟲的數目急遽減少。

1940年時,男性每毫升精液中的精蟲數是1億1千3百萬,到了1990年代就只剩下6600萬,減了約一半。

若是速度不變,再過個50-60年,男性精蟲數恐怕就要掉到能讓卵子受孕的下限,每毫升2000萬個。英國、法國、日本的研究,也同樣發現精子品質下降的現象。


不孕的婦女也在增加。美國全國家庭普查報告顯示,15-44歲的女性族群,不孕的比率由1988年的8%,上升至1995年的10%,也就是由460萬人增加到620萬人。同一份的調查中也指出,受不孕困擾的夫妻在這7年內成長了30%。

台灣雖沒有正式統計,但醫師一般的估計是,10-15%的夫妻有此方面的問題。

「綜合許多因素,以全球的角度來看,不孕症會愈來愈嚴重,」趙湘台再次強調。

雖然拜醫學發達之賜,近幾年報章雜誌不乏關於生殖科技的新聞。但這些像是解決不孕的萬靈丹,有可能只是虛假的期望。

就拿行之有年的人工協助生殖科技試管嬰兒而言,即使再加上較新的技術,如單一精蟲顯微注射技術,改善精卵受孕能力,但始終也破不了3成左右的成功率(指的是成功生出小孩)。

許多新技術只是用行銷包裝的方法再宣傳而已,病人不要過度期望,一位資深的生殖醫學專家說出了新聞背後的真相。

即使許多科技朝向改善不孕治療中最棘手的問題──卵子老化與胚胎著床,但研究已經進行20多年,也沒什麼重大進展,中華民國不孕症醫學會理事、婦產科醫師劉志鴻說。

另一個助長「不孕可以治癒,晚生沒有問題」的力量是,世界各地的名人、明星,不時傳出過了40歲還生下小孩的例子。


明星高齡生子背後真相不知

林青霞、瑪丹娜、英國首相布萊爾夫人……「明星背後,生育的真相是什麼,沒有人曉得,」劉志鴻提醒,布萊爾夫人也是個特殊的例子,但她從年輕,生小孩就不是個問題。

市面各種介紹不孕治療的書中,現身說法的人,也大多是治療成功的例子。但更多數飽嚐生理痛楚與希望落空的夫婦卻隱藏在角落中,不為人知。

誰也無法從外表看出不孕夫妻,因此西方人稱不孕族群是「最看不見的弱勢族群。」

許多人以為,結婚、生子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即使晚生或有生育的問題,有了科技,一切也會迎刃而解。直到求子若渴,卻苦不成功,才發現「為什麼我會不孕?」

接下來可能就是面對一連串的治療,耗錢、耗時、耗體力。

生理負荷大外,還要承擔沒有孩子的遺憾,甚至要應付來自配偶、公婆、朋友、同事……各種人際關係的壓力。

有人坦然接受,有人卻陷在期待與落空、期待與落空,不停的循環當中。

看到月經就想哭

「看到月經就想哭」每個月都期待懷孕跡象出現的病人告訴醫師。

接受治療的夫妻,常是太太的期待較高,一旦治療失敗,便墜入萬里深淵,婦產科醫師劉志鴻觀察。

一次治療比一次治療期待高,不成功,一次也比一次失望。有時,一次打擊就是2、3年才能恢復。

暨南大學社會政策及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林旖旎從研究不孕夫婦的過程中發現,為了求子,花7年、10年,花幾十萬到一百萬,或者從20幾歲治療到40幾歲的情形都存在。

不孕治療過程,就像打長期抗戰,因為不確定性高,也帶來許多焦慮,林旖旎表示,許多夫婦需要心理層面的協助,但是,在我們的醫療體系中較少提供這方面的協助。

另一方面,病人對心理諮詢或是精神科醫師的協助也多半抱持不信任的態度。

曉淑(化名)就是個實例。「我沒到婦產科醫師轉介的心理諮詢門診,我覺得沒有這方面的需求,但我很好奇他們可以提供什麼,我比較需要有人告訴我下一步可以怎麼做。」

曉淑28歲那年與先生準備懷孕,但過了一年都沒有消息,檢查也顯示她和先生都很健康,但試了三次人工受孕仍是無法如願。

治療的過程中,她的醫師轉介她到心理諮詢醫師的門診,但曉淑沒去。

親朋好友也不斷提供各種資訊,「如果每個人說的我都要去,我大概要跑一百個地方,」曉淑說。

但是,想到原本治療的過程她就很害怕,例如照輸卵管攝影前,醫師沒告訴她會很痛很痛,讓她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做完後又虛弱又委屈,只好拚命地哭,這之後只要向人談到「輸卵管攝影」還是會眼紅鼻酸。

此外,醫院給曉淑很冰冷的感覺,也是令她猶豫再次接受治療的原因。還曾有護士在她做完人工受精,還未回醫院檢查前,就毫不保留地告訴她「應該會失敗。」

不只資訊不充足,心理也沒得到適當的安撫。曉淑決定先休息一年,再想想下一步該怎麼辦。

新竹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楊麗齡從過來人的經驗來看,醫療資訊不是不足,但傳遞的過程可以再更細緻體貼一些。

她有位朋友想做不孕症治療,沒想到一去門診,醫生馬上潑了冷水說:「你都43歲了,還要做!」不被尊重就是另一種傷害,病人希望自己被接納、被愛,楊麗齡說。

渴望的小孩不來,一連串的疑問便接踵而至。為什麼別人有小孩,我卻沒有?為什看起來順理成章的事,我卻努力也辦不到……。

一輩子最挫敗的事

新光醫院精神科主任張尚文發現,他諮詢的不孕病人中,許多人都覺得生小孩這件事是他們一輩子最挫敗的事。

特別是女性,會有「象徵意義的失落」,像是本來有個孩子,怎麼就沒了。張尚文說,這些女性會畏懼社交場合,因為大家都在談論小孩時,無形間就搔到她們的痛處。

《無子女浪潮中》書中也有個真實的故事。接受試管嬰兒治療失敗的唐娜,在家中花園舉行喪禮,並不是真的有人過世了,而是她想埋葬「夢想」──期待擁有自己小孩的夢想。

唐娜還挖了墓地,放入一封信,裡面傾訴對孩子的摯愛、計劃、祖父母抱孫子的渴望,還有夢想中與孩子共度的各種節日與時刻。

唐娜哀悼的並非真正的嬰孩,而是一個不存在的幻影,「它正是讓一個準備好當母親的婦人,感受到難言悲傷的原因,」作者瑪德琳.肯恩寫道。

許多不孕的人感覺自己好像失去天生的能力,不是完整的女人,或是男性雄風不再。不只病人自己覺得能力喪失,周遭的人對不孕的反應更加深不孕的嚴重性,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吳嘉苓分析。

整個社會是鼓勵有小孩的,暨南大學心理諮商博士林旖旎認為,更深遠地看,我們歷史文化的期待也是如此。因此,許多人都認為沒小孩是一件不好的事。

社會學家認為,「不孕」是個讓人感覺羞恥、不名譽的「污名」。社會、文化與個人因素交織,都讓沒小孩變成一件難以向外人啟齒的事。

「很丟臉,」一位拒絕接受採訪的先生表示,即使他和妻子已經由治療生下小孩。

新竹師院幼教系副教授楊麗齡曾做過不孕夫婦的訪談研究,她發現不孕夫婦會經歷的一個階段就是「逃」,以躲避旁人的眼光、詢問。

夫妻躲著躲著,不小心又被問了,可能就會以其他的答案一筆帶過,例如養小狗、小貓就好,或是還沒有計劃生小孩,張尚文醫師說。

逢年過節,原本是闔家團員,歡樂融融的日子,對不孕夫婦而言,要見許多親戚、家人,或是妯娌間的小孩,就可能是惡夢一場。

閃躲,男性又比女性更高招。張尚文提出國外研究顯示,男性比女性更不願意談關於不孕這件事。

從發現可能不孕開始,男性就會開始逃跑,無論是檢查或是面對家人、朋友的詢問,最好逃得無影無蹤。

光是簡單的精液檢查,就令許多男士忐忑不安。

珍莉(化名)的先生羽清(化名)就是個大逃亡者。他一直不認為是自己出問題,從頭就拒絕做檢查,直到珍莉一路通過多項不孕症檢查,到了最後一項腹腔鏡檢查前,他才答應受檢。

在家裡取好精液後,羽清也不自己送到檢驗所,非要拉著珍莉一起去。

到了檢驗所,他不好意思停車在檢驗所前,又叫太太下車,幫他放在紙袋的檢體送進去,他回頭 再開車來接他。

妻子承受的壓力比先生大

不管誰不孕,妻子承受的壓力似乎都比先生大。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主任李從業對不孕夫婦一系列的比較研究發現,台灣不孕的夫妻中,妻子較易對婚姻與性生活不滿、也比男性更容易焦慮、自尊心也較容易受損。

如果是女性單方面不孕,焦慮、壓力自然很高。但常見的情況是,不孕的是先生,妻子承擔的未必比先生少。

妻子常是幫先生向其他人隱瞞。情況更糟的是,不知內情的親朋好友還會反過來指責是妻子「肚子不爭氣」。在醫療過程,原本就要承擔較多角色的女性,如果還需再肩負處處保密的責任,無異是雪上加霜。

對孩子的期待或者處理壓力的方式不同,也容易引起夫妻間的衝突。精神科醫師張尚文表示,男女處理壓力的方式不同,也可能用不同的態度面對不孕,雙方沒有充分了解體諒,就會起衝突。

例如,先生避談不孕,假日時也只想休息靜靜。但相反的,妻子一天到晚打聽醫生、偏方、廟宇,只要一有空便拖著先生到處求醫拜拜。

這時,先生很可能覺得妻子一天到晚提醒他的痛處,妻子也會感到先生漠不關心。

劉志鴻醫師多年來治療不孕症,他的觀察是,沒有小孩,有時會是婚姻的試金石。

但他也提醒,生小孩並不能解決原本的婚姻問題。有時夫妻之間的裂縫被不孕這件事蒙蔽了,以為生了小孩就沒事,但其實於事無補。

對於這些夫婦,他認為應該先做婚姻諮商,再決定是否接受不孕治療。

新竹師院副教授楊麗齡發現,曾有夫婦歷經千辛萬苦懷孕了,但還等不及雙胞胎呱呱墜地,夫妻就先離婚了。

她也提醒,平時婚姻關係就可能受到別人的干擾,如果夫妻各自憂傷,不孕症又給了這些人理由質疑。

不孕,該是與伴侶一起等待、一起面對,而不是孤軍奮戰,楊麗齡說。

雨詩(化名)與先生力俊(化名)就是共同走過煎熬的日子。在雨詩心中,小孩是愛情的結晶,是她送給先生的禮物,沒小孩就像缺了禮物一樣。

為了能孕育一個小孩,雨詩辭掉工作,全天候等著懷孕生小孩。她試了不孕治療,也試了昂貴的民俗療法,但始終不如所願,她的生活也變成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生小孩。

週而復始,先生力俊發現,再這樣無止境地試下去,雨詩會完了。

力俊告訴雨詩:「我們沒小孩很好,」他心中最重要的是婚姻和妻子的生命。

他還幫雨詩找工作,讓她走出只專注生育的日子,力俊告訴雨詩「讓治療變副業。」

雨詩後來也想通了,有沒有孩子並不影響婚姻的圓滿。她告訴朋友,婚姻就是「兩個人愛來愛去。」休息一陣子,這對夫妻自然懷孕了。

「有時不孕夫婦需要的只是時間,不一定是複雜的治療,」台北榮民總醫院婦產實驗室主任趙湘台勸不孕夫妻不要操之過急,妄下決定。

經歷了幾次治療失敗也可讓自己休息、沈澱一段時間。張尚文醫師建議。特別是走到必須靠捐精、捐卵帶來希望的夫婦,更是需要時間冷靜思考。繼續治療、領養甚至是放棄治療都是可做的選擇。

「每個人都與不孕的人有連結,」台大社會學系吳嘉苓老師提醒,旁人不要只是注意他們生小孩的事,卻不關心其他更多的事。

吳嘉苓也認為,社會對「不孕」、「沒有小孩」應該有多元不同的看法。

Flight(想逃)、Fight(想努力生個小孩)、make Friends(交朋友),嚐過不孕辛苦滋味的楊麗齡,提出她體驗出的「3F」階段,最後就是「與不孕當朋友,」學習與不孕和平共處。

帶著家人的愛與全力支持,楊麗齡相信,不孕是上帝對她的祝福,即使沒小孩,自己仍是有價值,上帝也依然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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