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糾紛 碰到了怎麼辦

圖片來源 / 陳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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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01 · 作者 / 張曉卉 · 出處 / 康健雜誌 第1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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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醫院看病,有可能捲入醫療糾紛,除了撒冥紙、爆料之外,還有沒有別的方法讓病人家屬、醫生和醫院創造三贏?
2004年6月某個尋常黃昏,陳安琪推著娃娃車裡四個月大的寶寶,和爸爸媽媽在公園散步,走著走著,安琪發現媽媽步態歪斜往左偏,警覺不對勁,就近送母親到東區一家中型醫院急診。

陳安琪的姊姊安妮接到消息立刻趕赴醫院,直到晚上九點多,主治醫師還沒出現,幾次問護士都說「會來、會來」,兩姊妹也只能枯坐床旁等候。

半夜,媽媽意識愈來愈模糊,叫她不回應,而且「頭是燙的、腳是冰的」,好不容易捱到天亮上班時間,陳安琪急忙下樓到門診找主治醫師,還是撲空。(事後醫師說當時他上樓到病房,只看見一位老伯伯趴睡病床邊,所以沒有叫醒家屬就出去了)。

等到11點做完電腦斷層,距離發作到院已經18個小時,發現右側橋腦梗塞,且母親出現嗜睡、昏迷指數降到9分(正常人為15分)。這時住院醫師低聲對家屬說:「趕快把病人轉到教學醫院去。」

聽到這句話,兩姊妹隨即要求轉院,主治醫師仍未現身。救護車飛快地將病人送到另一家醫學中心,急診醫師看了病人劈頭便說:「現在送來幹什麼?病人永遠不會醒過來了。」

「怎麼會這樣?」安妮和安琪不敢相信,昨天能說能笑逗弄小孫女的母親,不到一天竟重度昏迷,「我和妹妹、表姊三個女人在急診室相擁痛哭,」講到這,安妮眼眶紅了。


急診還發現病人有吸入性肺炎、血糖高達320毫克/每㏄,於是為病患插上氣管內管、注射胰島素,發出病危通知單,並轉入加護病房。

十多天後轉入普通病房,母親仍昏迷不醒。安妮和妹妹、以及從美國回來的弟弟輪班照顧母親,翻身擦澡通便完全自己來,從未請過看護。遺憾的是,母親在入院48天之後與世長辭。

辦完母親喪禮,姊弟三人和親屬坐下來回想母親生病經歷,愈發感覺第一家醫院沒有即時做電腦斷層診斷出母親腦中風,血糖異常、血氧下降、意識變化都沒有處理,住院三天沒有看到主治醫師,決定到第一家醫院問清楚。

院方派出副院長、秘書、住院醫師和主治醫師面對病家,強調一切醫療過程正確合宜,但家屬認為院方和醫師延誤診治,醫病雙方出現爭議。

醫療糾紛,每年4000多件

「怎麼會這樣?」大多數病人家屬碰到家人進醫院後病況變化太快、甚至失去性命時,最先反應便是驚愕困惑,想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一般家屬會先找醫護人員問個清楚,倘若得不到滿意答案,或者認為遭受醫療傷害,要追究責任時,就可能引發醫療糾紛(或稱醫療爭議)。

不要以為這是別人家的事,只要進醫院看病,就有可能發生醫療糾紛。三天兩頭就有病患家屬上媒體控訴醫師誤診、開刀疏失造成悲劇;或者病家到醫院門口示威抗爭。


台灣每年有多少件醫療糾紛?至今沒有精確數據,目前多以進入醫療訴訟案件約佔所有醫療糾紛總數一到兩成回推,估計每年約有4000件醫療糾紛在各醫療院所發生。

根據衛生署醫事處提供醫療糾紛案件鑑定統計,從1987~2006年,20年共接獲5381件醫事鑑定案件中,六成(3251件)屬於死亡案件,其餘為程度不等的傷害案件。

有些人認為遭逢醫療糾紛的病家就是死要錢。「醫療糾紛沒有是非,說穿了最後結果就是錢,」一位醫學中心院長搖頭說。

真是這樣嗎?醫改會的統計指出,涉入醫療糾紛的病家,最大希望是「醫療機構或醫師道歉與了解真相(24%)」,其次是請求賠償(22%),後續醫療照顧(14%)與預防類似不幸或疏忽不再發生(9%)。

然而病家一開始並不曉得,在找尋答案或爭取權益的過程竟是困難重重,經常是小蝦米對上大鯨魚,孤獨無助面對專業強悍的白色巨塔。

***

與院方溝通破裂後,陳安妮找立委幫忙與醫院談判。

自從決定找出母親死因真相,她的隨身筆記本密密麻麻紅藍黑筆字跡工整註記著事件進度,已經記了3本,隨身揹著一大袋分類清楚的病情摘要與相關資料。

筆記本記載著第一次和院方談判情形。陳安妮姐妹、妹夫和表哥以及表哥公司員工一起出席,七十多歲的主治醫師看到這陣仗,劈頭就問陳安妮:「你不是只有弟弟?」還沒開始多久,醫師就逕自離開現場。

第二次談判前,主治醫師透過與母親熟識的老醫師請家屬「放過他」,但陳安妮在場感覺醫師對自己的疏失「一點悔意都沒有」,談判還是破裂,事後醫院副院長還打電話罵陳安琪,「為什麼扯上立委這麼麻煩」。

第三次到衛生局開調處會,正當陳安妮集中精神聽主治醫師和立委對話,衛生局工作人員到安妮身邊蹲在桌下問:「你們底價多少?」

「我心想:『什麼!我媽媽又不是青菜蘿蔔,你談她值多少錢?』氣得回說:『醫生在那,你問他值多少錢』,」安妮忍不住提高聲調。

「更氣的是,主治醫師竟對我們說:『看在立委份上,給你們5萬塊。』陳安妮的表哥氣得大罵:「你是打發臭要飯的嗎?」連立委都看不下去,氣呼呼對病家說「談不下去了」。

調處破裂,陳安妮決定走法律途徑。幾次開庭,雖然主治醫師診治病人過程說法不一,但安妮看得出來他有自信不會輸。法院將案子送交衛生署醫審會專家鑑定,但鑑定過程不公開,無從知曉是否對家屬有利。

訴訟進行一年多,終於在最近的鑑定報告指出醫院和醫師有5項醫療疏失行為:

■延遲進行電腦斷層檢查

■對於被害人(病患)血糖偏高未給予積極施用治療

■錯誤處分每天500㏄的5%葡萄糖水

■應考慮給予插管卻未給予插管治療

■到院時可以考慮使用血栓溶解劑卻疏未考慮

雖然初步鑑定有醫療疏失,但陳安妮很清楚這不代表最後會勝訴,「我打官司的焦點不是輸贏,而是要一個真相、一個可救我媽媽卻沒有救的真相。」

***

從病患角度,現有的醫療糾紛處理管道,大概可粗分為直接面對醫護人員或醫院、找第三者、以及走司法途徑三大類,然而「不管走哪條路,病家都是弱勢中的弱勢,」一位長期關切台灣醫療糾紛的學者表示。

首先,直接找醫生,常會面臨醫生高姿態、不輕易承認錯誤或疏失、不願和病人做善意溝通和解釋。有時候醫師乾脆避不出面,醫院則以擔心影響醫師診療品質,做為醫師不出面的理由。

另外,病歷取得困難,更讓病家挫敗氣憤。

這樣的挫折連醫生變成病人家屬也不例外。曾有一位醫師懷疑自己兒子遭到自家醫院小兒科誤診,想要查閱兒子醫療紀錄,不料院方動作比他更快,事發三天就鎖住他的帳號阻止他查病歷,經由同事私下輾轉幫忙才取得一部份紀錄。

也因為病歷取得困難,逼得病家得告上法院,透過司法或檢察機關函送辦理,才能查閱病歷送交衛生署醫審會做醫療鑑定。

若病家想向院方申訴,各醫院處理醫療糾紛部門不同,有的歸社工管,有的歸公關部門,又或者隸屬院長副院長管理。缺乏明確暢通管道,經常有病家直接跑到院長室,使得有些醫院得派保全駐守院長室,阻絕不速之客。

而當病家與醫院進入協商時,要面對的又是少數對多數、弱勢對強勢的談判地位。

病家必須站上第一線了解真相、伸張自身權益,原來的主治醫師卻可以受到保護不出面;不熟稔醫學、法律的病家,要面對的是醫院中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與豐沛資源。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邱懷萱的研究指出,即便有醫療疏失,醫院不會輕易承認錯誤,甚至強勢逼迫病家和解,並以慰問金名義代替賠償金。

有媒體披露,某家大型醫院對院內同仁碰到醫療糾紛的指示,竟是「不論狀況為何,第一時間要擺出高姿態,不做任何溝通,直接挑明要病家去告,好嚇退病家。」

如果病家在醫院內處處碰壁,下一步只好自力救濟。

拜媒體炒作與誇張報導的影響,使許多民眾以為,遭逢醫療糾紛的病家都很暴烈,動不動就找媒體控訴、爆料;要不就是用抬棺、撒冥紙、丟雞蛋等激烈手段,逼醫生醫院出面解決。

但根據醫改會統計,碰到醫療糾紛,有三成病家什麼也沒有做;而會採取行動的病家,約三成會向原來就醫申訴;進行院外和解、院外申訴、調解各約佔一成,只有1%醫糾個案會找媒體出頭。

各縣市衛生局醫事審議委員會,是目前用來調解醫療糾紛的官方團體,但無法做醫療鑑定,對調處要件、程序、調處規範付之闕如,病家申請調處比例並不高。

捲入醫療糾紛,醫生也痛苦

找民代、找立法委員出面有效嗎?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林東龍的研究發現,公立醫院或地方醫院比較擔心民代介入,即便沒有醫療疏失,也可能屈服於病家要求。但立委有時也發揮不了影響力,「最痛苦的是醫院、醫生有疏失,但態度又很強硬,」立委賴清德表示。

如果想循司法途徑解決醫療糾紛,病家要有心理準備,這可能是一場曠日廢時的戰爭。

因為司法體系行政流程繁複,需靜待司法檢察機關的偵察、傳喚開庭、審判等耗時程序,「一般約需3~5年才有結果,」台陽生科法律事務所律師張家琦表示。

有的甚至纏訟超過10年。台大獸醫系教授賴秀穗的妻子何維莊因子宮肌瘤到市立婦幼醫院手術,卻因麻醉疏失變成植物人,經歷11年纏訟定讞判定醫院和麻醉醫師敗訴,獲得3200多萬賠償。

發生醫療糾紛,不只病家痛苦,也是醫生的夢魘。

「如果問現在醫生執業上最怕什麼?『如何保護自己以避免被病人告』,幾乎是每一位醫師的標準答案,」一位醫學中心醫師為文表示。

而9月初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年會,全天議程竟有三分之一時段是請醫師、律師、衛生局官員與醫藥記者發表「如何避免醫療糾紛」,台下醫師莫不專注聆聽。

最可怕的是因醫療糾紛而被傷害重殘,甚至賠上性命。

幾個月前,基隆醫院急診室主任被病人家屬刺傷6刀;兩年前,台北宏恩醫院某位婦產科醫師被砍斷左腿大出血而喪命;3年前,一位在台北天母開業的婦產科醫師在自家診所被殺成重傷,縫了上千針,右手殘廢從此無法開刀;10年前,台北榮總瘧疾事件造成4位病患死亡,涉入這件事的某位醫師後來自殺身亡。

還有的醫生因為醫療糾紛而被醫院革職。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董事長張苙雲曾接到醫師電話訴苦,因為醫療糾紛被病家告上法院,醫院不理睬要他自己處理,後來還要他辭職走路,「將心比心,這樣的醫院會不會太現實?醫生帶著創傷被迫離職太悲慘了,」張苙雲搖搖頭。

最常見的是捲入醫糾的醫師身心備受煎熬。

中山大學企管所洪千鵬的研究指出,若醫生遭受醫療糾紛威脅時,即便是誤診在先,但原本對病人的愧疚與自責,會被恐懼、焦慮、害怕所取代。在病人與家屬抗爭、訴訟期間經常會寢食難安、無心工作,與人疏離,甚至對人性、社會、醫療感到失望,變得處處保護自己。

主管醫療糾紛調處的台北市衛生局醫護管理處處長高偉君,經常看到捲入醫療糾紛的醫師情緒大受影響,一兩個月就暴瘦好幾公斤,且有憂鬱症傾向。

醫療糾紛還可能造成醫師採取防禦性醫療行為。比方增加檢驗或治療項目,增加病人複診次數,增加診療時間,拒絕或減少收治病情嚴重的病人。

病家、醫師、醫院三輸

而對大多數醫院來說,發生醫療糾紛有損醫院形象,因此不能公開,當外界或媒體探詢時,標準說法是「正在了解當中」,或者「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不便說明」。

若處理不當,可能激怒病家向媒體爆料、跑到醫院抗爭、甚至找有力人士介入嗆聲威脅等。而訴諸法律,醫院同樣需要付出龐大的心力、時間與金錢。

看來,在台灣處理醫療糾紛未臻健全的現狀下,沒有誰是真正贏家。

「現在台灣的醫療糾紛往往是『三輸』的局面:病家得不到真相、求訴無門,醫師可能被犧牲開除,醫院賠錢賠上面子,」張苙雲說。

更往深層看,醫療糾紛已不光是病家、醫師、醫院三方的事。衛生署一份調查指出,醫療糾紛的發生率對年輕醫師選擇執業科別有明顯差異,風險較高的婦產科、外科現在各教學醫院嚴重不足,醫療品質很難不受影響;醫師為防止醫療糾紛使用大量的防禦性醫療行為,間接助長醫療費用增加,卻得由全民健保買單,「這已經不是一個病人的事了,」一位醫管學者說。

避免醫療糾紛~預防面

減少醫療糾紛,先減少醫療傷害


陽明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副教授楊秀儀表示,要解決醫療糾紛,應該從最上游建構一個病人安全體系,減少醫療疏失,並且給醫療人員一個安心工作的環境,以及做好醫病溝通做起。

首先,要維護病人安全,最重要的就是避免醫療疏失,不要讓救命治病的醫院,反倒變成傷害病患的場所。

但現狀是,許多看來匪夷所思的醫療傷害,卻可能在各大醫療院所天天發生。

例如嬰兒室護士把肌肉鬆弛劑當成疫苗接種,造成新生兒死亡;少年拔牙後陷入昏迷;開子宮肌瘤卻因麻醉變成植物人;弄錯檢體錯割病人攝護腺;開完刀紗布針頭留在病患肚子裡;甚至左腿骨折開錯右腿、白內障開錯眼睛,都是曾發生過的醫療疏失。

刊登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的重量級研究「哈佛醫療執業研究(Harvard Medical Practice Study)針對美國紐約州51家醫療院所、3萬多本病歷研究發現,每100個住院病人,就有3.7個受到醫療傷害,因而延長住院時間或導致殘疾、甚至死亡,其中三分之二肇因於醫療錯誤。

但醫界很多人不想面對真相。陽明大學醫學系副教授楊秀儀根據哈佛研究結果,推估台灣每年約有7萬人、平均每天192人遭受醫療傷害,這份研究的權威性受到肯定,但台灣醫界有人批評楊秀儀太過危言聳聽,楊秀儀反問:「你覺得台灣的醫療水準比美國強很多嗎?」

有研究指出,七成的醫療傷害是可以避免的。但前提是要能建立一個誠實、不必害怕受到懲罰的醫療疏失通報系統,進而面對問題,了解台灣的醫療疏失究竟有多少?原因為何?有實證基礎才能探討改善預防措施。

但在台灣醫界長久以來將疏失視為沈默密碼,醫生普遍擔心會被病人或家屬控告索賠,以及「承認犯錯代表自己能力有問題」的認知下,真的發生醫療疏失,多半還是選擇「隱匿不報」,遑論建立通報機制以及收集本土數據、對症下藥。

從醫師個人面,要減少醫療疏失避免醫療糾紛,台大醫院骨科部運動醫學科主任王至弘認為,醫師若能按照臨床路徑(clinic pathway)診治病人,出錯機會很小,因為這是各個專科醫學會討論訂定出來的疾病診療共識,萬一發生意外,也站得住腳。

醫改會董事長張苙雲呼籲,醫院應該建立一個能讓醫療人員安心工作的環境。許多醫護人員捲入醫療糾紛,是因為客觀條件,比方人力精簡、設備不足造成的。

中研院謝啟瑞教授的研究發現,醫師平均每週看診時間愈多,發生醫療糾紛的機率就愈大。美國國家護理研究中心研究指出,以一名護士照顧4名病患為準,每增加照顧1名病人,病人死亡率會增加7%,若增加到8個病人,死亡率更增加到31%。「但台灣大醫院白班護士就需照顧8~10個病人,」一位醫學中心護理部副主任指出。

術前多溝通10分鐘,勝過術後訴訟10年

幾份對台灣醫療糾紛的研究皆指出,超過八成的醫療糾紛源自於醫病關係與溝通不良。這其中包括醫護人員不適當的言行舉止與批評,沒有仔細聆聽病人陳述、對病家的抱怨不立即處理、病情與醫療說明不詳細,未告知治療併發症或副作用等。

楊秀儀建議醫師維繫和諧醫病關係,建立信任基礎,善盡告知義務,可以防範醫療糾紛,「美國醫界有句名言:『事前一盎司告知,勝過將來在法院一磅的解釋』」。

台北榮總院長、神經外科醫師李良雄專長腦部腫瘤手術,可說是醫療糾紛高風險群,他也有手術失敗的病人,但家屬還是很感謝,原因在於他用心建立醫病關係,花時間邊寫邊畫圖向病家說明病情、手術方式,甚至提醒女病人的先生記得要找娘家親屬一起來聽取治療計劃,以免萬一術後不佳,女婿還被娘家怪罪。若治療效果不如預期,他天天查房兩次,主動向家屬解釋病情,「至今沒有醫療糾紛。」

照流程來就醫比當特權好

許多人喜歡就醫時要求特別待遇,比方插隊去抽血、照X光、做電腦斷層、甚至臨時安插手術等。殊不知跳過標準作業流程(SOP),發生錯誤的風險相對增高。一位醫學中心副院長提到,臨床上就曾發生醫生逕自將檢體送去檢查,報告出來是癌症,進了開刀房切除腫瘤再送檢查卻是良性瘤的疏失。但因未按SOP執行,至今院方還查不出哪個環節出問題。

曾任職波士頓醫學中心、《檢查你的醫師》作者提摩西‧麥克爾表示,病人若想避免醫療災難,首先要拋棄「你是醫師,你說了就算」的消極態度,盲信醫師就如同玩俄羅斯輪盤,是拿自己性命開玩笑。最好詳查你所求診的醫生素質,同時主動參與各項醫療決定。

要預防醫療糾紛,醫改會建議民眾自救做個負責任的病人:

●就醫前:條列清楚不適的症狀和想問的問題,有禮貌地請教醫師,有疑問處應當面問清楚。

●診斷後:當醫師建議要開刀或告知為重大疾病後,可帶著病歷和檢查報告,找另一位同樣專科領域的醫師再次確認。

●治療中:如果遵從醫師指示治療一段時間後,病情仍然沒有改善,不妨試著請教醫師,「為什麼會這樣?」若無法得到答覆,應帶著病歷和檢查報告,並且條列不適情形與治療歷程,尋求另一位師協助。

降低醫療糾紛的傷害~實務面

■公開醫療鑑定報告

陳安妮因為母親被醫師延誤診治而成為醫療糾紛當事人,進而認識一群同樣陷入醫療糾紛的病家,在今年成立了「台灣醫療糾紛關懷協會」。首要目標就是推動醫審會公開醫療鑑定報告。

因為進入司法後,法官通常會採納醫審會的鑑定意見,做為有無醫療疏失的認定依據。但判定有醫療疏失、或可能有疏失的比例不到兩成。「判定沒有疏失的根據、有沒有醫醫相護?病家都不知道,」陳安妮說。

曾經擔任醫審會鑑定委員的張苙雲建議,當醫療糾紛在法院結案,應該公開鑑定結果,如實呈現鑑定意見,既可讓當事人了解判定緣由,更可做為醫界探討改進醫療疏失、避免醫療糾紛的真實教材。

■把握黃金時間,醫院內解決最好

要減低醫療糾紛的殺傷力,「第一時間在院內解決最好,」幾位醫管、法律學者、社工異口同聲表示。一旦走入司法,法庭上只能撕破臉互相指責對錯,沒有轉圜空間。

具有律師、醫師背景的衛生署醫事處長薛瑞元指出,醫療糾紛不適合走司法,原因在於原告和被告有醫病關係。醫師是出於善意幫助病人,但結果不如預期,難道在法庭上拚個你死我活?結果是病家身心俱疲,醫護人員對濟世救人失去信心。

如果醫院或醫師能在病人或家屬提出質疑時,很快面對且負責任處理;病人和家屬在醫院充分說明且負責後,願意接受、互相寬容,醫療糾紛通常可以很快地和平落幕,張苙雲引述高雄醫學大學副教授陳武宗的話,「只要能誠心溝通,很多醫療糾紛可以用一束鮮花解決,節省社會成本。」

署立台中醫院在2005年自創「醫生呼救機制」,並推動以病人及家屬為中心的「整合性照護」,這兩套做法讓院內醫糾比例降了六成。

如果確有醫療疏失,院方就應該向病人和家屬道歉並負起責任。「做錯事就要道歉,我們不都是這樣教育孩子嗎?」楊秀儀忍不住提高聲調。

2003年,美國杜克大學附設醫院爆發一起嚴重醫療疏失,17歲少女潔西卡等了3年才等到心臟和肺臟移植機會,手術結束後竟發現器官捐贈者血型是A型,潔西卡是O型,幾天後潔西卡就因強烈排斥反應而過世。

事件發生,杜克大學前醫療執行長5天內發了9篇新聞稿、上電視坦承錯誤,後來成立基金會紀念潔西卡,平息了這場醫療傷害風暴。

楊秀儀也請醫界不要把病家貼上「只想要錢」的標籤。很多醫療糾紛家屬要的是親人發生醫療意外的真相,而不是醫院該賠多少錢,就算得到醫院和解金,有的家屬也不願意使用,「花這些錢,好像是在花我父親的命,」一位家屬對楊老師說,選擇將和解金捐做慈善用途。

■醫師避不出面是最下策

發生醫療糾紛時,醫生常因怕病家採取不理性行為而避不見面,「這是最下策,即便沒有疏失,都可能讓病家以為你是做錯事心虛躲起來,」楊秀儀進一步提醒醫師,就算出現爭議,仍要關心病人的狀況,不要忘記醫師誓詞中「病人健康是你的首要顧念」。

具有醫師背景的張家琦律師建議醫師,如果真有疏失,醫師最好正面、誠實面對,切忌前後說法不一,更不要竄改病歷,以免背負偽造文書刑責。

曾經歷過醫療糾紛的婦產科醫師王懷麟認為,告知後同意是事前溝通;如果發生事情後,釋出善意,表現誠意,以同理心儘速與病患溝通與解釋,「態度決定一切」,才能把傷害降到最低。

「其實,任何一樁醫療糾紛,醫生只要在第一時間好好向家屬解釋,就可以減少很多衝突,」陳安妮說出多數病家心聲。

■病家採取激烈手段前要三思

雖然說找白道、黑道介入、或者到醫院拉白布條,可能是病家走投無路下對付醫院的辦法,但「效果有限且浪費能量,還會影響將來坐下來協商的氣氛,」一位醫師表示。更可能因此被醫院控告吃上官司。

張家琦律師建議家屬,要採取任何行動,最好先冷靜諮詢相關單位,有把握再進行下一個步驟。

■醫療傷害處理法,準備立法

立委賴清德認為,發生醫療糾紛時,醫生最希望避免的是官司纏身的壓力,病家最需要的是儘速獲得補償,進一步為了促進醫病關係和諧,確保病人和醫事人員權益,他提出「以無關對錯的補償原則」,希望比照藥害救濟,成立「醫療傷害處理法」,成立補償基金做為醫療傷害的補償。

換句話說,不是看醫療人員有沒有過失或故意,而是以傷害程度、因果關係決定補償金額。根據不同程度傷害,在8個月內快速補償病患30~200萬元。「目前進度卡在討論由誰出錢,」賴清德說。

衛生署醫事處長薛瑞元表示,這套醫療傷害補償制度在瑞典等國家能推行,是因社會福利制度完善,國民有分攤風險、扶助弱小觀念的社會基礎,台灣有沒有這樣的條件?「同意立法精神,但談到基金來源還沒有共識,」他說,但已有計劃先從婦產科、小兒科試辦。台北榮總院長李良雄

充分溝通,即使手術失敗,病家還是感謝

現在醫病關係比較緊張,醫療糾紛案件也在增加,這是很重要的課題。一部份原因是醫護人員的素養不夠,同樣一句話有的醫生可以講得面無表情,讓家屬無法接受;另一位是講的委婉,還會安慰,病人和家屬的感受當然會不一樣。

我本身從事腦外科,風險很大,開的刀絕大多數是成功,也會有失敗的病例,但失敗家屬還會感謝,就是從頭就建立很好的醫病關係。要開刀時,把所有家屬請過來,從診斷,可能附帶的問題,請專家會診的結果,目前能治療的方式有哪幾種,都做詳盡介紹。講完後,由家屬選擇治療方式。

假設選擇手術,從開刀過程、可能會遇到的情況、一路講到手術完畢。手術前會先解釋,腫瘤是良性或惡性,等病理切片結果回來再印證。開完刀多久做第一次電腦斷層追蹤,生活上要注意事項。手術前多花一個小時,可以省掉術後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星期的煩惱。

病人有知的權利、醫生有告知的義務。病人還包括病人家屬,醫療糾紛扮演的主角是家屬,想的更細,假如病人是女性已經結婚,我會提醒丈夫請娘家一起來開病情說明會,否則你決定開刀,萬一結果不好,娘家的人會怪你。有時家屬來20幾個人,我邊講邊寫還邊畫圖,一式三份,其中一份交給病人保管。

跟病人與家屬建立良好的互信,假如治療有問題,一天去看兩次,跟家屬解釋病情,不要等他們來問你。醫生要主動出擊,用病家聽得懂的話解釋給他們聽,少用醫學術語,更不要說「我解釋你又聽不懂」,事前的功夫要做好,面帶笑容、姿態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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