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復原•昇華

圖片來源 / 陳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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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1/01 · 作者 / 林芝安 · 出處 / 康健雜誌 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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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與變故是歷史的常態,從國外社會處理壓力、撫平傷痛的歷程,能提供台灣什麼樣的借鏡?

人受傷,會因疼痛而哭喊,需要更多的呵護關懷。社會也會受傷,像大片大片傷疤硬被撕裂,痛到麻痺哭不出來,像失了魂魄似,找不到回家的路。

心理學家卡蕾安(A.Kalayjian)歸納,災後社會通常會經歷兩階段:前階段是急性期,伴隨而來的情緒是害怕、震驚、麻木空虛、對生命失去意義與懷疑;後階段是長期復原期,集體反應是認清事實、試圖找回生活的意義並重建社會秩序。重要的是,社會原有的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傳統文化,就決定集體災後復原力的強弱。

此外,居民對土地認同的強度,也是左右災後集體心靈重建的關鍵因素。

面對天災,在土地認同感較低的社區,實施集體遷移不失為重建的好方法。

如經常發生地震的美國加州,或前陣子發生在佛羅里達州,居民因強烈颶風被迫撤離住家,兩地住民以移民居多,土地歸屬感較薄。所以當政府以安全理由要求遷居別處時,居民不會抗拒。

但是,大舉遷村的方式,並不適用於對土地有濃厚感情的傳統社區。強迫遷移,只有加深居民的心靈創傷。

卡蕾安曾對土地有強烈認同的亞美尼亞人進行調查,研究這個古老民族面對天災後,集體如何進行心靈重建。

1988年12月7日,大地震將亞美尼亞(位於外高加索南部,緊鄰土耳其、伊朗,總人口不超過兩個台北市的小國),震得支離破碎。地震過後,政府基於安全理由要撤離他們,憤怒且沈痛的哀傷蔓延全國,沒有人願意搬離家園。

卡蕾安深入災區發現,這股集體哀悼出於人民對這塊土地的強烈認同,「我們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世居此地超過三千年,我們的根在這裡,」曾遭受種族大屠殺的亞美尼亞人哭喊,拒絕撤離岌岌可危的家園。

幾近相同的吶喊畫面在台中大坑山區播映,集集大地震震毀山區村落,政府建議遷村,居民毅然抗拒,因為「我們從清朝就住在這,比國民黨政府還早到,你有什麼資格叫我搬走?」大坑村落代表們不滿喊著。

對土地的依戀,一方面凝聚集體心靈的復原力,一方面替渴望重建家園的災民,提供生存下去的力量。

卡蕾安在亞美尼亞大地震後四至六週,實際走訪五個災民收容中心,結果發現約有五分之一的受訪者,很快就從創傷中找回生活意義。

他們如何做到?學者們發現,篤信上帝的亞美尼亞人,經由找回過去共有的歷史記憶,得到生存的力量:「我們是堅毅的民族,共同經歷過種族大屠殺、戰爭、飢餓與強權高壓統治,同樣地,我們也能走過這場浩劫;我們住在多山區,地震是尋常的地殼活動,何不趁此重建更理想的家園。」

勇敢的亞美尼亞人,學會從歷史的苦難中獲得勇氣,在傷痛中震出社會新希望。從土地找回勇氣與復原力量之外,紀念災難的集體儀式,也有助整個社會心靈的康復。

社會不能得健忘症

對受傷的社會而言,儀式是必要的手段,反覆提醒社會不可以遺忘過去,記得社會曾攜手共度艱困,透過一次次儀式過程,將全民的情感牢牢繫住。

越戰就是儀式化最徹底的集體療傷。1970年代的美國社會,瀰漫濃烈的反戰情緒,返家歸來的戰士不甘淪為聚光燈外的邊緣人,他們擔心遠征萬里的痛苦犧牲會被迅速遺忘。於是,他們要求公開的紀念儀式、訂定紀念日、舉辦遊行、堅持獲頒勳章以及補償個人受到的傷害。

建造在華盛頓特區,記載死難者姓名人數的越戰紀念碑,是明顯的例子。

越戰退伍軍人史密斯回憶初訪紀念碑的心情:「對某些人,那裡像座墓園;對我而言,它卻像是教堂,更像是種宗教經驗,具有某種宣洩作用。我難以向人說明,我是它的一部份,永遠都將會是。因為我能從中獲得平靜,所以我也能從它那裡得到生活的力量。」

這座紀念碑和其他歌頌戰爭英雄的紀念碑不同,它已成為一個神聖的集體悼念場所,人們來此瞻仰、觸摸刻著名字的牆壁。

看起來感覺很形式化的紀念儀式,其實正暗暗地凝聚共同的社會情感,這給了集體重新出發的力量,讓那些受苦的人明白,社會的支持力量,從來沒消失。

如果沒有這些社會支持力量,集體的創傷會持續惡化。發生在美國維吉尼亞州BuffaloCreek的大洪水,是典型因缺乏社會情感的支持,導致個人創痛加劇的例子。

1972年2月,千軍萬馬奔騰的黑潮水,瘋狂淹沒了BuffaloCreek鎮,居民死傷超過過半的存活人數,同時也襲捲傳統小鎮的社區情感。社會心理學者調查發現,這場天災打斷了緊密的鄰里關係,許多無家可歸或被安置他處的居民,因為找不到昔日情感密切的社會關係,又缺乏社會「儀式」化的支持,精神一蹶不振。

即使兩年過去,災民們仍處在孤立無助、哀傷憤怒之中。一位被迫以臨時貨櫃屋為家的災民無奈說著:「我們不再擁有街坊鄰居,我們只不過是住在陌生地方的一群陌生人罷了!」要避免類似悲劇,首要之務是協助個人重新找回社交網絡,恢復原本與社會的緊密關係。

集體復原新做法

恢復個人與社會的聯繫,是集體走出創傷的第一步。許多研究創傷經驗的學者建議,如果受創者能透過小團體,特別是擁有共同創傷經驗者所組成的團體,較容易在經驗分享中找到支持的力量,不僅提供受創者重溫傷痛經驗的機會,同時也引導社會大眾明瞭長期、持續的心理傷害。

於是,1970年代中期的美國社會,出現數以百計非正式的談話團體。在傳統個別治療模式中,受創者覺得自己像個孩子似的,仰賴一個巨大權威,與治療師形成不對等的主從關係,這令人很不舒服。支持性團體,特別是擁有相同創傷經驗者自組的談話團體,則提供他們在一般社會環境中,無法得到的支持與瞭解力量。

支持性團體將創傷者的特殊經驗普遍化,能去除個人的心理藩籬,經由分享相同經驗的互助過程,容易轉移自己的關注。

「恢復社會聯繫,從發現自己並不孤獨開始,」哈佛醫學院赫曼教授道出創傷復原工作的起點。

個人依靠團體凝聚力喚回生存力量,團體在儀式中強化集體意義感,集體性創傷才有療癒的可能。

不論在尋求支持性團體、進行紀念儀式,甚或安置那些對土地有強烈認同的災民時,凡此種種龐雜的復建工程,不是單靠民眾的熱情就能完成,這需要政府有組織地整合資源,幫愛心找到出口。

曾經歷1994年加州北嶺大地震,當時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唸大二的陳俊源,回想起那時州政府做的,除了迅速整合各地的資源,更提供居民學習相關知識的機會。

他記得自己除了立刻捲起袖子擔任義工,幫忙分送食物衣服給災民,還參加政府舉辦的地震系列課程。

當地政府安排的課程內容,包括了專業的建築結構、防震措施和救災訓練等等,內容雖專業卻不枯燥,課程解說又活潑有趣,吸引不少人上課。念企業管理的陳俊源很珍惜那次體驗,「我的建築知識都是在那場大地震學來的。」

他在一次災難中同時學到兩件事:完整的地震知識與愛心分享。

政府肩負整合資源與教育的雙重使命,在社會完成集體療傷的艱巨工程前,不僅不能缺席,更是重要的臨門一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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