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醫生得了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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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01 · 作者 / 梅約醫學中心 · 出處 / 康健雜誌 第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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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醫師陳國華自殺,留給大眾錯愕與惋惜。《康健雜誌》摘錄梅約醫學中心的的真人真事,一位醫師走出憂鬱症的故事。 醫生也會生病,同樣需要治療與被人關心,誠如主角所說:「生病不是他們的錯,他們值得治療跟尊重」。讓我們一起來進入一位醫生的心路歷程。

大衛選擇行醫,沒有像父親一樣做空軍,但是他將軍人的信念,責任、紀律和永不停歇的努力帶進緊急照護醫學(criticalcaremedicine)。

所以「有一天會被憂鬱症擺平」這樣的念頭對他來說,不僅陌生,而且可恥,「我認為有精神疾病的人不夠堅強」,「我容易瞧不起他們,覺得他們應該更懂得掌控自己,」他曾說。

從小,他們全家隨著軍隊遷徙,還到日本短暫居住過。他在大學主修生物,研究所學醫,在當住院醫師接受訓練期間,他在羅徹斯特的梅約醫學中心選擇了內科和麻醉科兩個科別,不像別人只選擇一個。

他向來容易焦慮、精神萎靡、失眠,仍撐著繼續工作。「我不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但總有辦法用努力讀書、認真工作,彌補天資的不足」。

他喜歡緊急照護醫學,因為可以確切地看見危及生命的疾病或傷害的證據;管子會穿入動脈幫忙診斷心臟衰竭、胸腔X光可以證實肺炎的存在。

「這些是真正的疾病,我可以用雙手明確的介入。」「我喜歡人們是真正生病,而不是裝出來的。這裡面沒有那麼多精神上,或是精神肉體上(psychosomatic)的問題」。

即使大衛熟練新科技,仍然無法放鬆,害怕可能因為忘記某些事、錯誤診斷、或開錯處方,而傷害病人,他想要證明他不僅是傑出的臨床醫師,也兼有研究和管理的潛力。

大衛完成訓練並成為梅約醫學中心的主治醫師後,壓力並未消失。他發展出一種生活模式,每天清晨五點半開車到健身房,「把自己操到極點」。然後整天埋首工作中,在開刀房麻醉,或是在加護病房督導。他也教導年輕住院醫師做研究且將研究發現寫成醫學期刊的論文。工作是如此令人振奮,他也從中贏得認同。

警鈴大作

後來大衛有了太太和小孩,但工作仍然佔據他許多注意力。「要出現在家中真是困難,結束工作對我來說很困難,我在家裡也會想著工作。」

他試著將家庭生活畫分幾塊以調整壓力。「私人生活是沒有其他事情需要關注時所做的事」,「你會想,我多的是時間可以留給自己跟家人嘛!」

他演變成慢性疲勞,有時候下背痛發作,迫使他做些輕鬆的事。他說,「我討厭這樣,這讓我得慢下來。我一向全速前進,不喜歡慢下來。」

有個夏天,他即將發表論文,又正規劃兩個醫學會議,下背痛再度侵襲。這次藥物和休息沒有任何幫助,物理治療也宣告失敗。狀況惡化成最嚴重的一次下背痛,他必須完全躺平。「不活動對我來說如此陌生」,「我失去幹勁十足的快感,我失去在搶救病人、教學的快感,所有我以前會喜歡的事情也提不起勁。」

沒有了日常該做的事,大衛不知該如何去填滿他的日子。「我就只能在家裡的躺椅上,我不知道該如何在家活動,我不知道該把自己擺在哪裡。我從未在家消耗這麼多時間,我過去總是在某處做些比待在家中更偉大的要事。」

難以接受的診斷

檢查顯示大衛脊柱突出的椎間盤壓迫到他的脊髓。雖然大多數椎間盤突出引起的背痛可以經由休息、藥物和物理治療緩解,但他堅信手術是最佳之道,所以找了神經外科醫師。但外科醫師將他轉介給一位神經科醫師,擅長以非手術的方式治療神經疾病。

大衛描述他的症狀為背痛,痛覺放射到雙腿,雙腳有燒灼感。他預期神經科醫師會請另一位外科醫師過來。

不料神經科醫師把大衛的太太請進來。當話題轉到他的情緒、食慾和精神狀況時,大衛覺得有些惱怒,因為他很清楚,這些是憂鬱症症狀的診斷問句。在精神科醫師與他諮商後,大衛承認他已有焦躁易怒、疲累、畏縮以及進食困難、不易入睡和難以專注。

他被說服進醫院治療時,已有重度憂鬱症。他被施予抗憂鬱藥,並且開始進行心理治療。起初他比較認同精神科病房的照護團隊,而不覺得自己是病人,但隨時間過去,他的態度有了轉變。「我變成病患團體的一份子,與病患混在一起,一起吃東西,一起討論他們的挫折。」

他掙扎著是否要接受自己的疾病。「我曾經每天早上在醫院醒來只是哭,不能相信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怎麼可能會走到這個地步?它真是個窘境,我對自己很失望。」

但家人跟朋友沒有如此嚴厲,來看他的訪客多到工作人員需要限制人數,這些支持幫助他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我明瞭他們之所以愛我,不是因為我能做什麼、或成就了什麼事。他們愛我,只因為我是我,」他說。

大衛發現,工作以外的活動,可令他暫時喘息,「不覺得需要在每一天的每一分鐘都要完成什麼事情」。

以前他甚而覺得一定要為宗教信仰做出貢獻才是好教友,但一位牧師也是他的好朋友,幫助他改變這個觀點。「我明白在我的信仰裡,我不是非得做什麼事,好讓神來愛我,即使在我最困窘的狀況,神仍會愛我。」

新的人生態度

三週後,大衛的狀況進步到可以在藥物控制的狀態下出院,但他仍未準備好重返職場。他在家中待了幾個星期,起初覺得被徹底打敗。「我以前在家只是為了睡覺,頂多就是晃來晃去幾個小時,現在我整天都在家裡無所事事。」

於是,他從做家事開始,洗牆、重新粉刷。撥出更多時間給他四個小孩(5~12歲)。「現在反而不特別計劃什麼事,我覺得光是跟他們在一起分享生活就很舒服,」他說。

漸漸,他的背痛不見了。

多數精神疾病源於遺傳、生物和環境的複合影響。對一個有易感性體質(vulnerable)的人而言,有壓力的環境可能引發腦部化學物質的改變,進而導致憂鬱症。

憂鬱症患者、或是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可能沒有察覺到他們心智狀態的改變,或是不願意去了解。大衛早年置之不理的焦慮、失眠和活力低落,可能已經是輕微憂鬱症發作。「是背痛和腳部燒灼感與憂鬱症連結,讓我這次不敢再忽略它。」他說。

大衛逐漸重新拾回過去的工作責任。因為體認了過度工作和精疲力盡曾造成他的憂鬱症,他放棄某些耗時的計劃,並且學習說「不」。現在,女兒唸大學了,如果將來研究所選擇醫學或其他高度專業訓練的領域時,他會給予什麼樣的建議?

「現在的醫學教育體系傾向將我們型塑成固定一種樣子,我會告訴她儘量避免這樣,她應該試著去維持她的個人獨特性,和那些她覺得重要的事情。如何能夠保持自我意識感,以及明白自己是獨特唯一的,就是要讓自己有大量的時間靜坐、祈禱、自我省察、並且花時間和所愛的人相處。除非你做這樣的投資,否則你會發現自己被捲入所有事情的旋渦中。」

大衛已經走出憂鬱症。他寫了一篇關於自身經歷的散文,刊登在梅約醫學中心的醫學專業期刊(MayoClinicProceedings)。

他寫道,「我想對那些有情緒或精神障礙且無法完全痊癒的人說,生病不是他們的錯,他們值得治療跟尊重,如同我們提供給其他病人的一樣。」

他仍如以往的對醫學投入,並且他發現自己有所成長,特別是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態度。「我覺得他們就是我。現在當我看到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或有精神病史的人,我感覺到一種私密的連結,覺得我們一起分享了某些事。」

◎本文摘錄自《憂鬱症小百科-MayoClinicOn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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